从制度变革到文化适应一项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验研究.docVIP

从制度变革到文化适应 ????????????????????????——一项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验研究 2008-4-9 ? 　一、问题的提出：城市适应从制度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转移 　　中国农民伴随着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向潮水一样涌入城市。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群体真正开始了革命性的脱变，“农民的终结时代”正在来临。在这样的历史性转变的时代，市场经济和中国政府共同扮演了背后推手的角色。三十年来政府一直着力改变农民工在资本市场和户籍制度的结构性压迫下，艰辛贫困、边缘的城市生存状态。政府和社会的目光主要聚焦在如何改革不平等的宏观社会结构因素，从保证农民工的公平权益入手，经过三十年与各种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博弈，使农民工在城市逐步获得平等与发展的权利。在城乡不公平的制度变革推进的同时，中国农民工以及失地农民城市化历程，将进入城市文化模式的适应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与社会关注农民工的目光需要发生战略性的转移，即帮助农民工实现对城市社会从身份到文化和心理的认同与适应，这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城市户口只是一个外在的身份标签，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模式的转变是农村人向城市人转变的内在要求。近三十年来，政府和学者主要从体制、政策角度，着力落实农民工权利，以改善农民工的城市生存状态。我们的调查研究认为，由于长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城市与农村不同的文化模式，农民工以及已经获得市民身份的失地农民，要正真融入城市社会，与城市发生和谐互动，文化适应是其内在的和深层的问题。我们这里说谈的文化模式适应主要包括：农民工对城市的职业技能、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规则、语言与着装等的认知、学习的过程。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我们对南京和苏州、无锡三大城市农民工以及失地农民的个案调查，部分对策与分析则来自对政府相关部门的深度访谈。我们的调查从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空间与职业身份两个纬度展开，着重调查了建筑工地、农民工聚集地、失地农民、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弟学校五个方面。我们通过调查和访谈，力求掌握农民工不适应城市文化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原因。本文围绕城市文化模式的角度，着重呈现帮助农民融入城市的对策和建议。 　　二、进城农民群体城市不适应的表现及其原因 　　1、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市边缘人的生活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的期望值、物质与精神的需求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把自己看成是所谓的“农民工”，而是一个“未来城里人”。融入城市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目标，但制度的壁垒与文化上的差异使融入的过程异常艰辛。 　　新生代农民工过高的心理预期与较弱的心理承受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冲击。技能不足和缺乏城市生活的背景知识，导致他们收入少、缺乏经济保障的现实。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在城市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更强，但又不愿意象第一代农民工那样随时准备心平气地回到乡村社会。他们适应不了城市，但又不甘心、不愿意回到乡村，成为“城市边缘人”群体。 　　据我们对南京市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主要社会关系却在乡村。从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突变，带来的一系列文化模式上的不适应常使青年农民工无所适从，他们更愿意与其他从农村来的人交往，彼此熟悉的乡村文化观念，强化他们对同乡群体的认同。 “边缘人”的心态和由此造成的群体封闭性的交往，对正处于青年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2、不稳定的教育和落后、隔离的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模式，导致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化不足。 　　农民工子弟随父母移居城市后，面临教育、文化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城市适应问题。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民工子女，一般不会象他们的父母认同自己农民的社会身份，他们将成为未来城市的新移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直接关系到这个群体未来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稳定，并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综合性问题。 　　由于父母工作的流动性、户籍与教育权的关联，以及城市民工子弟学校的不稳定性导致农民工子弟的学校教育极其不稳定。另外，相对“自我封闭”的学校与家庭生活方式，导致他们很难对城市文化产生认同感。 　　从当务之急来看，师资和办学经费是民工学校能在城市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在对南京市几所农民工学校校长访谈中发现，目前政府和城市社会对民工子弟学校的关心，表面的宣传居多，落实的相对较少。能接受政府的捐助的学校，都是南京市具有一定规模，经新闻媒体采访报道而获得高度关注的民工学校，而那些真正条件极度困难的学校，并未得到多少捐赠。民工学校的教师，收入、社会保障和职业声望也远远低于同行，许多教师因此产生心理焦虑和自卑，他们的不良情绪或多或少地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