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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文化对中国公司股东控制权影响 　　摘要：在现代化公司治理的改革中，中国公司大股东往往对公司实行集权化管理，干涉代理人行使职能，甚至损害小股东利益。本文立足于这一现状，将从中国国内的集权文化这一独特角度对这一现象产生分析，从集权文化在历史上的渊源入手，通过分析文化引起的“子承父业”、分权之争等问题，通过国内外经典案例，对集权文化对国内股东控制权影响产生深刻剖析。 　　关键词：公司治理 集权文化 家族企业 股东集权 　　一、引言 　　国内对于公司治理的理论，总是沿用英美学家的观点，即以股权分散为主要前提。在1932年Berle 和Means 提出“经理人革命”的概念之时，便指出了公司股权越来越分散的前提下，在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过程中，公司的实际控制权逐步由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掌握。因此，现行的公司治理理论总是强调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强调经理人背信弃义的行为趋势。 　　如果我们将目标对象确定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司，不难发现英美学家的这些理论有些以偏概全，事实上，英美本身也存在与股权分散相违背的公司。沃尔玛连锁超市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在其自传《促销的本质》中就明确的表达了其对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外来人员的限制，确保其家族对于沃尔玛连锁超市的股东控制权。除此之外，苹果公司曾经也一度在前首席执行官乔布斯的引导下取得骄人成绩，对于苹果公司来说，乔布斯将其个人的理念贯彻于整个公司反而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控制权集中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德国著名的汽车公司宝马和奔驰的制造商对经销商的控制中。同样，在我国国内创业大股东对于公司的控制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文化的社会群体中，控制权的集中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集权文化注定了我国公司制度与其他国家公司制度的区别，也注定了对于我国公司治理制度的研究不能完全的站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之上。本文将从集权文化的角度，分析在中国根深蒂固的集权文化对于中国公司股东控制权的影响。 　　集权理念是中国古代政权体制与政治结构的产物在秦朝之前国内的统治思想主要是体现为分封制，由各地藩王分管各项事务。在秦人崛起的过程中，主要实行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商鞅所提出的霸权学说对于秦的富强起到积极作用，商鞅用法的手段把秦文化的积极理念，特别是集权、法制的思想转化为制度。正是由于秦人的集权管理使得秦始皇统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始皇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制度，修建长城维护对于国家的控制权，为集权文化的根深蒂固埋下种子。 　　文化和管理有共生性，文化会影响一个企业的管理方式，也会对一个企业家的行为和企业文化产生影响。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起源不同，因此所崇尚的管理方式会存在差异。在中国，最初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文化模式起源于相对封闭的黄土流域上，主要结构是个体农业伴随着宗法家庭，所以中国的家庭更加注重了立法与家庭结构，形成了为长者尊的“金字塔”结构。 　　文化对于企业管理的影响与当代科学管理理念相结合，东西方企业的管理文化呈现在出相互补充的特征，并随着近几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融合的趋势。文化对企业治理的因素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研究问题。 　　二、集权文化对股东控制权的直接影响 　　（一）集权与分权的矛盾 　　现代化企业管理科学理论，为强调对公司治理的科学性，兴起了代理制度，主张将经营管理权委托给有现代头脑、并且具备现代管理科学知识的杰出代理人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行为。但是，这种科学的管理方法在中国的推行还是遇到一定的文化阻力。委托代理制度其实蕴含的是财产所有权与信息的占有权的分离，两权的分离在我国集权意识的背景下对于财产所有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创业大股东，财产所有者很难接受把自己的公司或者财产托福给完全靠“佣金”维系的第三方来管理。 　　对于偏好“集权化”的中国人来说，现代管理制度对于自身财产控制权的限制或者引起控制权转移的行为都会使其产生本能上的不适应，甚至会激起一些偏激行为的反抗。正是由于对于制度的不满，一些大股东或创业股东会在董事会或者其他公司部门中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人或者信赖的人，从而进一步维护自己的控制权地位。一些股东甚至通过控制董事会的行为维持自己的控制权地位，从而造成董事会职能的异化。比如，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总是变相的委托一些被自己控制的人形成董事会，以便间接维护自己的利益，干预企业的正常运营，甚至还有一些人会亲自担任董事会成员或董事长。所以，在集权文化的压抑下，形成的现代管理企业的“分权”。 　　（二）家族企业制度 　　中国现有的许多民营企业都是由创业大股东用血汗打拼出来的成果，对于这些企业的元老级人物来讲，让自己的后代继承自己的企业并发扬光大无不是他们对企业未来的憧憬。家族式企业将企业价值建立在家庭伦理规范、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