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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悖论”积极心理学思考我们如何更加幸福 　　摘要：幸福悖论在发达国家是经济足够发达之后的产物。中国目前出现的“幸福悖论”现象虽然表现为不随经济发展而幸福感增高的所谓“悖论”，但深入分析后发现，经济不够发达仍是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幸福悖论的产生也与我们过分重视客观经济因素而忽视主观心理因素，以及人们的攀比心理有关。积极心理学的幸福可持续模型从社会和个体两方面提出了建议：一是改善环境因素，如继续发展经济、提升社会保障、调整分配机制等；二是改善主观意识活动，如改变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变国民生产总值为国民幸福指数，提高个体自身的意向性努力（如运用积极的思想、投入地做事、提升身体健康、追求成功的意志活动等），多方位多手段让我们更加幸福。 　　关键词：幸福悖论；伊斯特林悖论；积极心理学；幸福；GDP；GWB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6―0136―10 　　一、引言 　　中国经济以大于8%的速度逐年稳步增长，从1990年到200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总额已经增长了至少4倍。人们希望，幸福感也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增长，但是人们感到，手里的钱多了，幸福感却没增长多少。这种现象被称为幸福悖论，_又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或“幸福一收入之谜”（Happiness―income paradox），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1974年的文章《经济增长极大提高人们的快乐吗》中提出的。美国和日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这种现象违反了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发展到3，000美元的时候，就会产生剧烈的社会心理变化，突出表现就是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再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伊斯特林和其合作者在2012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刊上的对中国1990年到2010年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了，可幸福感却下降了，突出地表现了幸福悖论。还有研究及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结果，例如Brockmann et al.（2009）和曹大宇的研究（2009）也有类似的结论。 　　有研究表明：金钱与幸福之间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成正比关系，两者之间只是轻微的正相关，相关值大约0.25。身无分文的人对于幸福的满意度趋近于零，当人们手中开始有钱，刚刚脱离贫困线的时候，幸福感几乎与金钱成正比增加，但是到了纵轴的0.25处就变成了与横轴不相干的水平线。纵然是横轴上的金钱以百万、千万、亿万的速度成倍剧增，但金钱与幸福的关联不会再超越0.25。这种现象被称作“金钱的边际效应递减”。有学者认为这个金钱和幸福的相关系数更小些，是0.17，另外一些研究者也得出了大致类似的结论。总之，不管这个相关系数是多少，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金钱积累的初期几乎成正比，而金钱超过一定数额之后，就不太相关了。 　　那么，中国幸福悖论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收入到达一定数额，幸福感就不再增加？我们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经济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吗？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增长，对富裕阶层，确实出现了所谓“幸福悖论”――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增长贡献已经很小。但是对贫困阶层而言，经济问题仍然是制约幸福感的重要问题。在考察“幸福悖论”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反思，无论是富裕阶层还是贫困阶层，共同的一点是：幸福并不会随着财富的积累如期而至，拥有财富也不等同于拥有幸福，幸福是需要特别的努力来争取的。所以，即便是已经富裕起来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近年发起了一项追求幸福的运动，“哈佛幸福课”（积极心理学课程）超过在哈佛大学独占鳌头多年的“经济学原理”一度成为选课人数第一的课程。在网易公开课上，这门课的点击率长期居高不下。幸福课之所以炙手可热，也是在追求经济发展之下，人们追求人生幸福的表现。中国政府也将建设幸福中国写入了十二五规划，近年的“两会”，也把提升人们的幸福作为讨论的焦点。让人民幸福，已经成了中国解决温饱之后的重要目标。本文试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对“幸福悖论”进行解读，寻求在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下，社会经济层面和个人心理层面提升人生幸福的途径和方法。 　　二、解读中国的“幸福悖论“现象 　　（一）中国“幸福悖论”的特点：高低收入人群表现不同 　　伊斯特林等对中国1990年到2010年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了，幸福感却下降了。数据分析发现，1990年，收入最高的1/3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3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分别是68%和65%，相差还不是太大；但到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