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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育NGO组织生态 　　摘要：教育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能否在教育公共治理中发挥作用，部分地取决于其生态环境。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生存状况反映目前中国教育NGO生态的典型特征。寄生性生存方式，使得组织缺乏合法性基础，使得其活动空间受到极大限制。领导的“克里斯玛”形态，使得组织缺乏制度化的支撑，使得其可持续性脆弱。体制外运行，使得组织缺乏公共资源的支持，单一依赖媒体工具，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扩大教育治理的社会参与，改善NGO生态环境，是推进教育治理变革、保障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教育NGO；生态环境；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4 6文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4-0001-07 　　 　　扩大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参与，对于实现高等教育的良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影响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组织和中间机构是否已经具备参与管理高等教育具体事务的能力。［1］2008年，我们曾经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体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情况作过初步研究，发现社会主体的参与形式和程度都还处在初始状态，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突出表现之一是参与治理的社会组织有很强的政府依附性，“半官半民”为主要形式。他们大部分都有政府背景，或者间接地有政府的支持，完全依靠民间力量形成的组织极少。［2］为什么会这样？民间社会组织生存状况如何？我们选择21世纪教育研究院作为个案进行了考察，之所以选择它，首先是因为它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2005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曾被《南方周末》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非营利组织。［3］其次，因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已经把教育政策研究作为主要任务，以建设民间智库为目标［4］，是比较典型的参与治理性的教育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一、外部制度环境制约下的寄生性生存 　　 　　2002年苏州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创建了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其初衷是倡导“以理想教育为核心的新教育”，开展教育改革实验，当时注册的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之初，朱永新还邀请了一些民办教育机构的负责人组成了理事会。之后于2004年聘请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杨东平出任理事长兼院长。在研究院框架下，一直以来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由朱永新教授发起的面向中小学的“新教育实验”，一个是杨东平教授感兴趣的教育公共政策的倡导。杨东平担任院长后重点推进教育公共政策的研究，逐渐在北京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作单位。到2008年下半年，在北京的部分正式与苏州的部分分离，苏州部分改名叫新教育研究院，专门从事新教育实验的研究，并另聘了院长。北京部分独立，更名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杨东平任院长。在北京市，21世纪教育研究院没能在民政部门注册，只能在工商部门，以企业形式开展活动。 　　 　　 “我们一开始想注册成北京市21世纪教育研究院，作为一个民非来注册。但是现在看来在市一级的NGO，无论是注册成为民非还是社团都是比较难的，因为基本没有开放。就是表面上好像可以申请，但是实际上一年也不批一个。注册的事情是归北京市社科联管。当时他们说‘再等一等，等开完奥运会’。结果等奥运会开完了，又是今年拖到明年，一直拖到现在，拖了两年了。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杨东平） 　　 　　在注册为市一级NGO未果的情况下，21世纪教育研究院曾试图另辟蹊径，到北京市的区一级注册，不过他们估计不会很顺利，因为： 　　 　　“区注册就是一个挂靠机构的问题，教育机构必须要挂靠到区教委。区教委，特别是北京市的这些区教委，说老实话，可能都不太愿意让我们挂靠。因为对北京市的教育评价、择校、农民工子弟教育，我们的批评是非常多的。他们肯定都知道，他们肯定不是很喜欢我们。”（杨东平） 　　 　　熊庆年张珊珊:一个教育NGO的组织生态“喜欢”之说，应该是杨东平性情戏言。教育NGO注册能否成功，不取决于教育管理机构是否“喜欢”。事实上，教育NGO注册困难是普遍性的，即使是原苏州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有着副市长的支持，注册的也是民办非企业单位，而不是社团。2009年11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教育NGO大会，近百家组织参加，其中以NGO身份注册的几乎没有。他们或者是通过工商注册，或者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或者是基金会注册。据有关人士调查，目前我国以公民结社形式组成的教育类公益组织（包括社团、民非、基金会、国际组织和按企业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未注册组织等）共约150家，大多成立于2000年后，其分布在城市的占91%，在县城或乡镇的占9%。所调查的44个教育公益组织中，有国际组织9个，非公募基金会5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