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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地走在进步道路上 　　1980年代初期，我在美国初次读到约翰?伯杰1的Ways of Seeing（中译本名为《观看之道》，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受启发。这本激进地改变了几代学生对艺术观看方式的书，其文字之简炼、观点之犀利，让我敬佩不已。1995年秋天我在英国，刚好碰上当时已年近七旬的伯杰，于伦敦的ICA（当代艺术中心）出席他新出版小说To the Wedding的发表会。那次我心理上完全像个朝圣的粉丝，听完他的讲话后，买了一本书，兴奋地排队等着请他签名。 　　记得他在书上签名题字后，我告诉他，Ways of Seeing在华文出版界已经有三种不同的译本。2他亲切地微笑着，很有力地握着我的手。那双大而粗砺厚实的手，像是移居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农村20多年、跟农人们一起下田的结果。但伯杰努力不坠的，主要是笔耕。 　　2005年春天，伦敦“南岸”（South Bank）的国家电影院，为伯杰在电影、电视、小说、剧本、散文、评论等丰沛之创作成就，举办了长达一月的盛大回顾活动。英国《观察家报》的肖恩?欧海根（Sean O’Hagan）在一篇访谈长文《激进的返乡》（A Radical Return）里，描述伯杰具高度感染力的充沛能量与具创造性的强烈好奇心，使他拥有从不疲惫的理想主义昂扬情操，与浇不熄的乐观主义精神。 　　受《另一种影像叙事》译者张世伦与《诚品好读》之托，我有幸与这位英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左翼作家与艺术批评家，进行了80分钟的电话访谈。伯杰在接受访谈时，已迈入八旬高龄，而话筒彼端传来的，是一位言词清晰、语气诚挚、思考问题专注、批判立场坚定的声音。那种诚挚与坚定是熟悉的，一如1995年在伦敦ICA他那只厚实的大手，传递给我的讯息与温度。 　　郭力昕（下面简称“郭”）：在《另一种影像叙事》中《照片的暧昧含混》这篇文字里，以及在更早的《影像的阅读》3一书的《摄影术的使用》、《痛苦的照片》等文章里，您都提到关于摄影里的“时间断裂所造成的惊吓感”（shock of discontinuity）4，认为照片里那些瞬间的、断裂的信息或事实，无法构成意义，也无法产生有意义的政治行动，例如您描述的麦库林的战地照片。然而，在2001年BBC的电视节目《希望的幽灵》（The Spectre of Hope）5里，您与萨尔加多对谈他的全球移民摄影作品时，似乎非常肯定他的写实主义摄影，对全球化产生的恶果有着批判性的意义。请容我引述苏珊 ? 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里对萨尔加多的批评意见。她说，萨氏的移民群像，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原因与类型不同的流离现象，笼统地归纳在一个“人性”的标题与“全球化”的概念下；并且，在这种呈现下，观者可能感到人间的苦难过于巨大而无法逆转，而任何地区性的政治行动亦因此无济于事。虽然桑塔格在此书最后，似乎又自我矛盾地认为视觉效果耸动的战争摄影，仍有激发人们认识问题与产生行动的可能，并从而相当地否定了她早年在《论摄影》里的批判观点。您如何响应这些问题？ 　　约翰?伯杰（John Berger，下称“伯杰”）：首先我想表示，对于桑塔格最后这些年里，针对几个重要国际政治事件所发表的意见，或自我修正、转向的看法，我是非常尊敬的。像她或我这样的评论写作者，有时会在书写当时的特定氛围与热度上，为凸显某个重点而损失了客观的话语，但回头检视时的自我修正是可能发生的。 　　然后，关于照片意义的问题。总的说来，摄影不像绘画，它没有自主性的陈述形式。哥雅（Francisco Goya）版画里的意义，很难被读者误解成别的意思；但摄影的第二层语境（second context），则可以因为不同的使用方式或情境，而削减或扭曲了照片的意义。照片的意义与阅读效果，取决于它们如何被使用、在哪里发表/出版、伴随的图说与文章，等等，这些都不是摄影者可以控制的。问题在于摄影这个媒介本身。我对麦库林的照片，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来谈论的；对麦库林的作品与他本人，我有着很大的敬意。 　　最后，关于萨尔加多的作品。单张战争摄影里的战地现场，确实无法呈现关于战争的完整历史叙事；但萨尔加多的作品不太一样，不能从任何他的单张作品来比较或评断。他的照片是以系列的方式呈现，因此作品里有着比单幅照片更多的叙事功能。我知道有一些批评者认为，萨氏的作品有美感化其拍摄题材的问题，但我不这么看。问题不在于他想要把照片拍得太美，而是他试图透过这些视觉上强烈的影像，将那些在艰苦中之幸存者的尊严与神圣性呈现出来。 　　郭：我同意照片本身是否很美并不是问题，但我仍比较认同一种批评萨氏的意见，就是让那些劳工或流离者陷入如此困境的结构性因素，并不在他的作品里；因此作品剩下的，是否就只能是美丽的构图与摄影感了？ 　　伯杰：因此我与萨尔加多在《希望的幽灵》节目里，并不特别着墨在他的摄影本身，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