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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视问政对公共领域建构 　　摘 要：电视问政自问世之日起就饱受争议，究竟它只是行政管理的创新方式还是电视媒介致力于建构公共领域的尝试，对电视问政的不同认识将生成不同的节目内涵与传播效果。论文重点探讨电视问政如何强化公共性，实现对民众公民精神的启蒙，推动公民社会的生成。 　　关键词：电视问政；公共领域；公民文化 　　中图分类号：D63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1-0014-02 　　当下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不同群体亟需利益表达共享平台。一个承载公共意见的平台不仅能起到“排气阀”作用，也可改善媒体及政府形象，改进官民关系。电视问政节目正是能担此重任的平台，目前电视问政已呈燎原之势，相继出现于湖北、湖南、广东、河南、安徽、宁夏、浙江等多个省份。电视问政尽管受到高度关注，但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如何使节目擦拭掉“做秀”的嫌疑？怎样令观众不再只是嘲讽的看客，使其从消费的受众转变为批判的受众？诸多追问直指电视问政节目建构公共领域的功能。 　　一、电视问政公共性的缺失 　　“公共领域”一词由美籍德裔学者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首创，经另一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全面阐释，哈氏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使公共领域理论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公共领域具有开放性、普遍性、观点的多样性，“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1]”作为国家与社会间的批判性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具有鲜明对话色彩，强调通过自由的理性对话，讨论公共事务，达成共识，影响公共决策，监督公共权力。电视问政虽然具有一定公共性旨趣，但节目设置上的欠缺却限制了电视问政对公共性的实现。 　　1.公众参与度不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1]，而目前问政节目的公众参与度比较有限，参与人数往往是几十人，虽然有的节目设了分会场，比如社区分会场和大学生分会场，也开通了节目官方微博和热线电话，鼓励市民积极参与节目，但无论在节目现场还是在分会场，民众基本只履???举“笑脸”牌或“哭脸”牌的职责，在问题讨论过程中即使有市民举“哭脸”牌，主持人也很少对其不满意原因进行采访，深层次民意并未彰显，节目成为主持人、官员、专家等等精英人士的论坛，“公共论坛”平台并未建构起来。 　　2.节目的行政意味较浓。“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2]”电视问政却表现出浓重的官方行政色彩。某电视问政节目主办方是市委、市政府下属的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该节目已作为市政府治庸问责的检查方式之一被纳入政府工作范畴。问政节目作为行政制度的创新管理成分要远甚于其作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成分。该节目的问题设置在大方向上源于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框架，即围绕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年度“十个突出问题”展开，具体题目由记者寻找，目的在于促进政府工作。政府所关注的宏观层面的城市发展问题，虽关乎民生却并非紧系民生，譬如电视问政的动力来自于市委、市政府为治理城市“脏乱差”、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治庸问责”动机。政府着眼宏观大局的问题框架与民众关注微观利益的问题框架并不能完全重合，电视问政自上而下的议题设置导致节目在公共性上有所削弱。议题公共性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令节目无法对民众产生内在吸引力，一些观众以笑看官员出丑的心态充当着冷漠看客，并不能参与到问政节目乃至公共生活中来。 　　3.理性色彩不够。公共领域“理所应当地成为捍卫理性的场所”，“推理性和讨论性”以及“强调理性的守护和展示”成为重要特征[3]。而问政节目的讨论基本停留在主持人逼问整改期限、促使官员表态层面，对深入剖析公共问题根本症结，尤其是制度缺陷方面却比较忽视，并未就解决问题的治本之道展开理性对话。有电视台曾做过一期有关某高校周围商家无证经营、餐饮环境恶劣的问政节目，节目采访并不全面，只采访了商家及政府部门人员，所提问题也比较表面，并未对问题做深度思考：面对如此恶劣的卫生条件学生们为何依然选择在此就餐？商家是偷奸耍滑不想办证还是程序繁多办证受阻？是有关部门监管困难还是疏于监管？ 　　二、电视问政构建公共领域的路径 　　1.借鉴公共新闻的共识会议模式。在民众深度参与商讨公共问题方面，公共新闻的共识会议模式提供了一些可借鉴思路。公共新闻致力于创建市民自己能讨论并解决问题的空间，其议题产生于民众，媒体可通过电话调查、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等方式了解民众所关心问题，以深度报道方式报道问题，组织民众讨论问题，并在报道中凸显民众视角及观点。作为公共新闻工具的共识会议模式对立法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模式先从感兴趣并提出加入申请的民众个人挑选人员组建成民众专门小组，会议发起人先向民众征询意见以确定议题，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