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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意象审美与兴象思维 　　在中国画向多元化发展的当代，中国画传统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回顾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画实践变革的过程，每次中西方绘画理念发生碰撞冲突时，当发现西方思想体系、文化体系以及西方绘画理念，都无法对中国画产生根本影响时，人们才重新理性地对待冷落的中国画传统精神。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在西方文化艺术的冲击下，围绕中国画命运问题的又一场论战正在蓬勃展开，“中国画面临穷途末路”之说已成为当时舆论的主流。虽然有许多尊重传统的奋力抗争之士，但因此而改弦更张者不在少数，更多是对讨论的困惑转向传统的反思。在这种情势下，黄秋园奇迹般的出现，是这场学术论战的最后答案，论战硝烟才逐渐尘埃落定。百年来中国传统绘画的每次重大转折性进步，几乎都是采取了“以复古为革新”、“借古以开今”的方式，充分显示了中国画的深厚传统根基，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这一民族绘画，传承了数千年而不衰。当今，重新探讨，重申中国画的传统精神是有积极意义的。 　　意象、兴象理念是一种文化的思想意识形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作品独特的创作表现手法，意象、兴象理念体现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许多方面，而不仅仅限于中国画的写意画技法范畴。我们民族的传统造型艺术，这包括绘画、雕塑、装饰纹样等。传统文学作品、诗词歌赋、戏曲、建筑、园林等，甚至汉字都具有意象、兴象理念的艺术特征。汉字是由象形图案、象形符号演化而成，很多汉字的结构都含有寓意。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民族的象征和精神。龙和传统吉祥物凤凰、麒麟等都是典型兴象的杰出作品。一九六九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古墓的汉代青铜《马踏飞燕》是造型写实，却具有强烈传神的典型意象、兴象作品，《马踏飞燕》已是中国旅游的标志。铜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腿蹄轻捷，四肢修长，反常规的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着地。一匹躯体庞大的骏马踏在一只疾驰的小燕子身上，小燕子吃惊地回头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其大胆的构思，意象、兴象的浪漫手法，给人???惊心动魄之感，寓意深刻，令人叫绝。艺术家巧妙地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空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传统的艺术作品注重意象、兴象的表述，是我们祖先对自然万物审视精神和思维方式的总结，沿袭至今。意象、兴象是我们民族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灵魂，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延续贯穿始终的精神。 　　绘画是塑造形象，这种形象应该是超越客观的形象，不能一味地模仿对象，那将失去了主观的能动性，正如东坡先生所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然而，只是形象没有寄托画家的思想意识和情感内涵，那是画奴，尤知意象的必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说的至理。有形象，有意象，还要表现的不简单、不直白，而且耐人寻味，通过“比兴”、“发兴”去扩展想象空间，引为兴象，达到意味深长的目的。所以，一幅好的作品离不开形象、意象、兴象，无以形象难以寄意，无以兴象难以深刻。 　　略见中国绘画史，三代青铜器纹饰有龙、凤、夔、饕餮等，都贯穿着从形象到意象以至兴象的脉络。延至汉代独尊儒术，以致很多绘画将尧、舜、文武周公、孔子及忠臣、孝子、义士、节女作为描绘对象，画像石、画像砖贴近于生活，用形象、意象语言表达情景，有相当高的审美情趣和执着的主观意识。王充反对“尊古卑今”，反对“神仙鬼怪”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兴象”的要旨，王充在《感虚篇》中讥讪：“天之去人以数万里，尧（羿）上射之，安能得日……假使尧时天地相近，尧（羿）射得之，犹不能伤日……何则？日，火也。”王充不富想象力，过于现实，失去了浪漫，却圈囿了人们精神的拓展。嗣后魏晋南北朝，宗尚“心师造化”、“以形写神”，虽然有“传神写照”之说，但被谢赫“六法”专事绘画技法所掩盖，“兴象”日见衰微。顾恺之画裴楷像“颊上加三毛”，稍留意象、兴象遗绪，然而大潮既退，孤掌纵难挽回。魏晋南北朝的动乱、画家只得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适，纵烟霞而独往。唐代国力兴盛，一派皇家气象，雍容华贵，画家可以当上大官，才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以“助人伦，师教化”为主题，画家造型技法日臻完善，有许多风格独树的画家涌现，所以才有“曹家祥”（曹不兴）、“张家样”（张僧繇）、“吴家样”（吴道子）、“周家样”（周?）等等之标榜，所嫌“意象”、“兴象”波声缥缈。唯有王维、张?力挽狂澜，王维作《袁安卧雪图》，未题有诗句文辞，图中有雪里芭蕉，意到便成，造理入神，迥得天意。虽然遭到后人的议论，说雪里不可能有芭蕉，殊不知有兴象，方可称奇。雪里芭蕉寓意人生短暂，时不可待的感叹。张?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把自然的物象作分析、研究、评价，在胸中加工改造，得出意象推演兴象，才有苏东坡《书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