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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公祭,以国家名义 　　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祭祀抬升至国家高度。在古代，恪守先贤祖训的历代天子，在祭祀一事上从不敢怠慢；现代社会中，公祭的重担则落到政府、社会或者具有一定公众代言性质的社会团体肩上。 　　唯我独尊的皇权坐标 　　所谓“公祭”，自然是与“私人祭祀”或“民间祭祀”相对的概念。 　　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商代已趋成熟的五种国家祭典：翌、祭、食、?、彡。“三礼”详细记录了周代天地祭祀礼仪规范和过程，已经形成严格的礼仪制度。郊祭是祭天典礼中最为隆重的仪式，由帝王主祭，在冬至举行，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孟春祈谷、仲夏大雩、季秋大享明堂和四时迎气等季节性的常祀，也构成了封建国家的常规祭天礼。“天地”祭祀在中国古代是第一大礼仪，也是皇帝的特权，成为一种政治身份的象征。即使蒙、满等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也必须沿袭这一传统，在皇帝登基、册立皇后太子、出征等重大节日时，都会以时祭祀天地。 　　辛亥革命后，亟亟于皇位的袁世凯也曾在1914年的冬至日赴天坛祭天。可“袁大头之心，路人皆知”，就连当时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也说：“袁世凯还想利用这种古老的礼仪，但结果事与愿违，自从那天之后，风起云涌，阴云连绵，雪花飘飘，狂风大作，不久他便倒台了。”这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国家级的祭天典礼。 　　“敬天法祖”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祭祀先人也是公共祭祀中一项重要环节。明嘉靖九年（1530年），北京兴建历代帝王庙，并保留至今。每年春秋两季，历代帝王庙都要举行盛大而隆重的祭祀大典，被列入国家祀典中，明、清两代许多皇帝都亲自参拜致祭。有统计，从明嘉靖十一年到清末的380年间，历代帝王庙共举行过662次祭祀大典。 　　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公祭黄帝活动起源甚早。战国时《竹书纪年》记载：“黄帝崩，其臣左彻取其衣冠几杖而庙祀之”，这是关于黄帝最早的祭祀。到后代，除了在历代帝王庙和三皇庙中被高规格地祭祀外，黄帝陵寝也成为国家祭祀的一项重要内容。《汉书》记载，汉武帝听到黄帝升天的神话时，不禁感慨道：“如果我能像黄帝那样升天，我宁愿离开妻子儿女，就像脱掉鞋子一样，在所不惜。”后来，武帝消灭南越叛军，回长安途中，率十多万骑兵亲自前往桥山（即今黄陵县）祭拜黄帝陵。唐代大历五年（770年），?坊节度使上书说坊州轩辕黄帝陵应置庙，四时列入祀典，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也从此奠定了轩辕黄帝陵的祭祀地位。 　　到清末，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新兴的资产阶级高举“黄帝”的形象来实现自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诉求。1908年9月，陕西同盟会在重阳节祭扫黄帝陵，祭文由郭希仁和张赞元起草。孙中山也曾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委派代表团，赴陕西桥山县公祭轩辕黄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分别于1937年和1938年清明日在黄帝陵举行联合公祭活动，以彪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 　　抚慰战争创伤 　　1970年12月7日，波兰的冬日一如寻常的阴湿寒冷。在首都华沙的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维利一跪成名，次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有罪……面对受害犹太人石碑，我不能仅仅面无表情地献上一个花圈就完事……应该有个举动……” 　　实际上，欧美的很多国家公祭活动都是围绕二战展开。波兰、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共同将1月27日设为国家级哀悼日。2005年，第60届联大又一致通过将该日设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因为60年前，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二战期间，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了希特勒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执行地，有110万人在此丧命。 　　纪念日当天，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首脑先后汇聚波兰，向战争的死难者致敬。“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主题论坛、纪念勋章颁发仪式、纪念碑揭牌典礼、各国政要和罗马教皇的讲话、公众集体祈祷，以及颇富宗教意味的羊角号奏乐构成了整个纪念活动的主体。 　　与中国人声鼎沸、锣鼓震天的公祭活动形成反差，西方的公祭现场一般会刻意保持宁静，以表达对亡灵的虔诚哀思。2005年4月24日，在法国“全国被遣送受害者及反抗者纪念日”，尽管24小时小雨连绵，巴黎埃菲尔铁塔对面的夏乐宫人权广场上聚集了千人，其中包括二战中的受害者、幸存者、白发苍苍的老兵，还有政府官员和儿童。香榭丽舍大街旁的戴高乐将军雕像前簇拥着民众的鲜花，而总统希拉克的讲话悲凉不失激情。阴霾散去后，舞台上一位小提琴手孤单而悲怆的演奏，让纪念的人群陷入了对历史和亡灵的无限追思中。 　　对于“战斗民族”俄罗斯人来说，每年5月9日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这一天是仅次于新年的第二个最受公众喜爱的节日。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