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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传统政治思维中公民理念及其嬗变 　　摘 要：公民概念在现代西方的视野中更多被看做一个权利与义务统一的身份象征。笔者认为：公民，作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一个“代名词”，在不同的时空范围中，是应该而且必须具有一些共通的价值追求所在。这些共通的价值追求的存在，是我们展开讨论儒家政治思维中公民理念的前提。 　　关键词：孔子 公民 秩序 义务 权利 异化 　　公民，或者公民资质普遍被人们认为是“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在特定的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1]。这个意义上的公民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公民资格确定为一民族国家的成员身份；第二，公民资格包含着主动的和被动的权利与义务；第三，公民资格权是已载入法律而且供所有公民行使的普遍的权利，而不是非正式的、未载入法律的或仅供特殊群体行使的权利；第四，公民资格是平等的表述，其权力与义务在一定限度之内保持平衡。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标志着一个社会法制程度和现代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 　　文章的着眼点不在于分析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公民理念的合法合理性，而在与探究公民理念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通过何种形式，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古代儒家思想中有所萌芽，而后又被异化导致嬗变，最终成为古代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臣民理念。 　　一、 公民理念之“名”下的东西方的共同追求 　　公民的概念具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性，从其概念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最早公民概念的由来，是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古希腊氏族社会中诞生的，由于城邦需要划定一部分人继续处理该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开始有了主权者和被治者两种不同的阶层或阶级。在分配主权者和被治者权利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概念，用来特指那些能够享受主权的一类人，而这类人的父母往往都是一直生活在城邦中的人。于是，“属于城邦的人”--“公民”产生了。到了近代，社会的发展使公民概念也有所突破和发展，并且对古代氏族时期的公民概念有所超越和某种完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法律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公民的概念，认为公民“通常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并根据该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2]，从这个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公民之为公民，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公民是一个权利主体，其基本特征是自由、平等、独立以及充分介入社会合作的公共参与[3]。这个时期的公民概念，更多是从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出发，从社会公共生活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出发的一种规定性。 　　通过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概念比较，我们能发现一个问题，尽管公民这个概念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但是后代所衍生的概念无疑是对公民作为最广泛公共生活参与者的这个名词的不断狭隘化。因此我们说，不能因为古代儒家传统政治思维中公民的意识理念不符合现代公民概念的某些重要特征，就断言古代儒家传统政治思维中没有公民的理念，因为，以今日现代语境下“公民”的概念来衡定古代儒家公民之理念，以此作为判断公民理念在中国儒家政治思维中存在与否的标准，既不符合公民概念发展的逻辑也不符合实际的公民概念发展的历史。 　　公民，作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一个“代名词”，在不同的时空范围中，是应该而且必须具有一些共通的价值追求所在。这些共通的价值追求的存在，也正是我们今天在这样语境下展开我们讨论的前提所在。结合不同时代学者们的讨论，我想应该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对于公民这个概念应该有以下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1.成员身份；2.权力；3.义务；4.平等；5.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这样一些价值追求共同构成了东西方关于公民概念的共通追求，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有一个共同的语境或者“话语场”来讨论儒家公民理念的发展和流变。 　　二、孔子对于公民理念的应然的表达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政治思维中，没有对于公民之所以成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的明确表述，但是却是以非常智慧、理性的方式，提出了公民之所为能够成为公民，能够被赋予权力，具有行使权力资格的重要前提：培养个体至善的道德品性。由此展开我们下面两个方面的讨论。 　　1.公民理念之应然和实然之辩 　　从应然的角度上来理解孔子的公民理念，也就是从其思想的本原立场上来描述公民应该是具有如何的面貌，我们似乎通过这样的逻辑序列找到一些线索；“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4] 从这段的文字表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孔子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认同，无论从庶民，还是到天子，都有参与公共生活“与天地参”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所建立的基石就是在于修身，通过修身达到至诚至善的道德品性境界。这是孔子在实然层面上的公民理念。 　　然而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中，从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