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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感与日本物哀之比较 　　【摘 要】以物动情，以情饰物的审美观在中国称作“物感”，在日本称作“物哀”。“物哀”说一直以来受到中国“物感”说的影响，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日本作品中，日本民族特征中也有所反映。本文从二者的渊源及内容出发，辨析其异同、利弊，以便更好地理解不同民族的审美观，理查文学的发展动向。 　　【关键词】物感；物哀；本居宣长 　　一 　　物感又称物感说，属中国诗学范畴。既然隶属诗学，其必然带有诗学的气质。诗学的气质“一方面，与历代诗人的创作实践有密切联系，是他们思想的结晶，诗人们创作经验的归纳、总结和升华；另一方面，它又与哲学气脉相通，受着每个时代哲学思潮的鼓动或制约。” 　　物感说起源于原始居民与自然无意识的往来交融中。这种活动让人类产生了联想、想象等自然审美心理能力，并为物感说提供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支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顺应天时、地理的观念经过一代代人的追求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正是物感说的哲学基础。人类在“关乎天文”的过程中，审美意识逐渐被唤醒，实现了从生理到心理，由客观到主观的升华与飞跃，并将这种审美感情运用到创作中。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正是心与自然相融相交的体现。之后，各大思想家又在此基础上融入“道”的观念，皆认为主观世界始于客观世界开始作出感应。老子言：“道者迈出物之奥”。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道”与“天人合一”论构成了物感说的哲学依据。总的来说，“物感”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中审美主体对客观现实的感受，因“物”而感于“心”，因“心”而情动。 　　“物感”中的“物”，可以是客观事物，也可是主观意识即想象中的事物表象。朱光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物甲”、“物乙”两个概念。“物甲”即事物本然的存在，“物乙”为诗人眼中之事物，外物与人的主观条件结合的产物。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也更进一步论证了物与心的相互刺激，以达到物我无间，情景交融的效果。《毛诗序》中写道：“诗者，志之所之也。有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由内在的意志表现为外在的情感，其中间的环节就是受外物的感发，亦即感物触情，其表现形式因所受影响不同而随之变化，会使主体产生不同的心态，形成内容多样、色调丰富的“物感”，即深化了审美主体对外物的感悟度，也扩张了其感情的想象空间。 　　二 　　叶渭渠在其撰著的《日本文学思潮史》中对于“物哀”做了如下阐释：“物哀是将现实中最受感动，最让人心动的东西（物）记录下来，写触物的感动之心、感动之情，写感情世界。而且其感动的形态，有悲哀的，感伤的，可怜的，也有怜悯的、同情的、壮美的。也就是说，对物引起感动而产生的喜怒哀乐诸相。也可以说，物是客观的存在，哀是主观的感情，二者调和唯一，达到物心合一，哀就得到进一步升华，从而进入更高的阶段。”“物哀”思想经由一代代大家的不断完善而最终成形，逐步渗透到日本文学中，成为日本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 　　“物哀”一词最早是由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国学家本居宣长在其评册《紫文要领》中提出。他的用意在于以“物哀论”颠覆日本文学评论史上长期流行的、建立在中国儒家道德学基础上的“劝善惩恶”论。这也是日本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试图摆脱对中国文学的依附与依赖，确证其独特性、寻求其独立性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日本文学观念的一个重大转折。本居宣长认为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古代物语文学的写作宗旨却是“物哀”和“知物哀（对所见所闻心有所动）”。本居宣长将“物哀”及“知物哀”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感知“物之心”，即指人心对客观外物的感受，二是感知“事之心”即指通达人际与人情，二者合起来就是感知“物心人情”。 　　本居宣长认为：“在人的种种感情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也就是一切不能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动最深的，而《源氏物语》对这一美学精神表现得最为完美。”同时，他也认为，“悲哀只是哀的一种情绪，不仅限于悲哀的精神”，“凡高兴、有趣、愉快、可笑等都可称作哀”。由此可见，“物哀”中“哀”具有多重含义，哀由最初简单的感叹词发展成为带有各种情绪的感动，深化了主体的感情，以达到“物心合一”。 　　在《紫文要领》中，本居宣长认为男女之情最刻骨铭心，在恋情中，最能使人“物哀”和“知物哀”的是背德的不伦之恋，即“好色”。《源》表达了与儒教佛教完全不同的善恶观，即以“知物哀”为善，以“不知物哀”为恶，对背德之恋并不是津津乐道，持欣赏的态度，而是为了表现“物哀”。本居宣长强调《源》乃至日本传统文学的创作宗旨、目的就是“物哀”，即把作者的感受与感动如实表现出来与读者分享，以寻求他人的共感，并由此实现审美意义上的心理与情感的满足；读者的审美宗旨就是“知物哀”，为消愁解闷、寻求慰藉而读。“知物哀”是一种高于仁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