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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与人为善原则 　　“与人为善”最早源自《孟子·公孙丑上》：“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认为，与人为善就要吸取别人的优点来提高自己的本领，再依靠这种本领去帮助别人改正错误，也就是与别人一起来行善，这是有德君子应采取的对待别人的态度。 　　千百年来，孟子的“与人为善”思想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并且日益渗透于整个民族心理和民族思维当中。如今这一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成为人们遵守的行为准则；不仅是一种崇高的道德修养，而且成为我们党的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时应该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 　　一 　　考证舆论监督的与人为善原则，最早见于毛泽东1942年3月《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提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①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舆论监督”这一概念，但他强调的报纸批评就是今天舆论监督的原生态。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新闻界逐步把媒体的批评报道称作舆论监督。今天的舆论监督理论就是由原新闻批评理论拓展延伸而来。 　　对于新闻批评如何“帮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②由此可见，毛泽东要求舆论监督要针对要害，旗帜鲜明，真心诚意，热情帮助，及至治病救人。无论是新闻批评的出发点，还是具体操作方法，都要“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③ 　　建国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还需不需要新闻批评？毛泽东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1950年4月19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专门下达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批评，乃是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的、有原则性有建???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不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那种破坏性的批评。”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④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⑤在我国，由于大部分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许多需要批评的问题，关涉到国家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局，进行舆论监督时应从大局出发，遵循与人为善的原则。 　　邓小平在关于“舆论监督与人为善”的认识上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坚持“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⑥“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⑦他认为舆论监督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⑧舆论监督“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⑨等等。 　　邓小平对舆论监督的认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舆论监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领导保证。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舆论监督”，此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均提到“舆论监督”。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从中央到普通百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舆论监督对于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意义。 　　从我国的新闻媒体来看，积极开展舆论监督是多年来形成的一个好传统，广大新闻工作者以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工作，取得了十分积极的社会效益。当然，新闻工作者对舆论监督还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其中之一就是舆论监督不能很好地把握“与人为善”的原则。 　　二 　　与人为善，《辞海》（1999年版）的解释是“原意与人同作好事，后多用做善意帮助人或帮助人进步的意思”。新闻工作者掌握着媒介权利，左右着舆论。舆论反映人心向背，虽然它对任何人都不能发生强制作用，它不能命令人们必须这样，也无法规定人们必须那样，但是它能产生一种精神上、道义上的力量，给人以压力。因此，在进行舆论监督，尤其是批评报道时必须出于公心，以督促人端正思想、纠正言行、改进工作为目的。揭露、批判不是舆论监督的唯一任务，它所具有的保障、肯定、推动、建设的作用更大。揭露是为了推动，批判是为了建设，这是舆论监督功能的意义和独特价值所在。“孙志刚事件”促进了我国收容遣送制度的结束和新的救助管理办法的建立，“非典”时期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