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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才是王道 大浪淘沙，历史造就英雄。时势造英雄，不论他是顺应的还是违背的，后人总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这是财富，我们无法忽视。在众多的皇帝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汉武帝，即使他穷兵黩武，即使他杀人无数，他依旧是时势造就的那个英雄。 在“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下即位的汉武帝面对已经大为增强的形式，是守成，还是创新？汉武帝选择了后者。他不满足现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远大抱负，渴望建立前无古人的事业。他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不过，他又认为，长期劳民会使百姓不堪忍受，“是袭亡秦之迹也”。这又说明汉武帝在施政上是理智、清醒的。 北击匈奴巩固边防若论汉武帝的历史功绩，莫过于抗击匈奴、巩固边防了。匈奴的侵扰是困扰汉代统治者的一大难题。汉初至武帝即位前期对匈奴实行了和亲政策。武帝即位以后，汉朝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空前加强，对匈奴作战的条件成熟了。于是汉武帝改变和亲政策，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从元光六年（前１２９年）到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十年间，汉与匈奴进行了十多次战争，其中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西汉占领河西走廊，设立了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河西四郡的建立，重新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隔绝了匈奴与羌的联系，削弱了匈奴的力量。第三次战役是在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发动的漠北战役。这是汉武帝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匈奴用兵。此次战役汉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廷。” 汉武帝欲有所作为，必然加强集权，这样才能使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维护国家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封国、皇权与相权以及地方豪强等问题。１、削弱王国势力西汉前期，一直存在着地方同姓诸侯王与中央政权的矛盾。经过文帝、景帝与诸侯王的斗争，到汉武帝时期，诸侯王的势力已大为削弱。但是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对西汉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元朔二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诸侯王的势力再次得到削弱。这样，到汉武帝时，诸侯王势大难制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２、设“中朝”，限制丞相权力在中国古代，君权和相权历来存在着矛盾。西汉以来，丞相多由功臣列侯充任，权力很大。元朔五年，汉武帝打破惯例，任布衣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从此结束了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丞相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动辄得罪，自杀或下狱致死。据统计，武帝在位期间，当过丞相的有１２人，其中因罪自杀或下狱死、腰斩者就有李蔡、赵周等５人。由于丞相的地位不稳，所以有人把任丞相视为畏途。汉武帝在压抑丞相权力的同时，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还任用宦官为中书，掌管尚书的职务，并将丞相的部分权力逐渐移到尚书。这样，在朝官中有了“内朝和“外朝”之分。由侍中、常侍等组成的“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汉武帝可以不受牵制地有所作为。３、设刺史，加强对地方的监察汉武帝时，中央统辖郡国约１００多个，为加强对地方郡国的督察，武帝于元封五年，将全国分为１３个监察区域，称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秩品仅六百石，地位很低，但出使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二千石和王国相，也可以监察诸王。刺史权责虽重，但不直接处理地方政务。这样既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不妨碍地方正常行使权力。４、任用酷吏，打击豪强豪强指称霸乡里的地主。豪强一般无官职，但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族。他们武断乡曲，欺凌农民，横行不法。豪强大族同封建王朝之间，除了上下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以外，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汉武帝即位后，采用强行迁徙强宗大姓手段，不许他们族居；还任用酷吏诛锄豪强。酷吏打击豪强的活动，对于压抑豪强气焰，提高皇权，起了显著作用。 表章《六经》，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 国力的强盛是以雄厚的财力为基础的。汉武帝时期，开边定土，战事连年不绝，军费开支浩大，豪族地主和不法商人聚敛无数钱财却“不佐国家之急”，致使国家财政经济出现很大困难。为巩固中央政权，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财经改革措施。，改革币制。西汉初年，国家财力不足，没有统一的货币，不但地方郡国，连私人也可铸钱，各种钱币杂行于市。由于货币的大小不一，轻重不同，造成币制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武帝决定统一货币种类，收回货币发行权。，西汉人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并不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