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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身股晋商员工激励 　　山西商人名闻天下，不只在于他们的富甲一方，还在其经营之道。其中最负盛名和特色的，当推其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完美合作的“顶身股”制度。顶身股原创于中国本土商业文化，堪比现代企业制度中的红利计划等激励性报酬制度，其制度安排之细密、周全、有效，毫不逊色于现代企业制度。 　　顶身股之渊源 　　顶身股的制度雏形可以追溯到“东伙合作”这种经营方式，至少在明代的山西商人中已经出现。在这种方式下，出资之人往往不是自身经营生意，而是将资本委托于他人，或者是将生意委托于“伙计”经营。前者如在西北边地经营的山西商人，将巨资交给当地商人一起谋利，事先订立契约，明确捐资本者得多少利润，缴纳各种契税杂费日常花销的，得多少利润，一旦订好契约，则利益共享，亏损共担；后者如合伙经商，一人出本金，众人一起经营，即使没有本金的人也可以靠经营生意获利谋生，山西资产富有者不会将资财私藏在家，而是会全拿出来交给“伙计”经营。这里的“伙计”并非泛指现在通常所说的雇员，而是包括资本的实际运营者，或者说是商号生意真正的经营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商号的“掌柜”。 　　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合作经营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人力资本对货币资本的忠诚，也就是伙计对东家的勤慎忠实，经营者对股权、债权的忠诚。这在山西商人中自明代以来即有口碑。明人沈思孝记录过故事：山西商人中曾有人以承诺本息向他人乞贷，但不幸于途中身亡，所经营业务也因此中断了几十年，待其孙长大成人得知此事后辛勤经营还清贷款。有巨额积蓄的人遂争抢此人作伙计，认为他既能不忘死者，更不会背弃生者。关于晋商的此类记载在史籍中不绝如缕，是顶身股制度产生的地域文化基础。 　　这种东家出钱，伙计出力，“东伙合作”的经营方式，到了清代，终于演化成规范的“顶身股”制度。 　　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清人徐珂说，山西商人“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说的就是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人力资本入股。 　　“银股”是以银钱为资本的出资者所持有的货币资本股份，即完全意义上的股东所持有的股本。银股每股金额多少不等，有每股白银2000两，也有5000两、10000两的。银股可以是独资所有，也可以是合伙而成，银股持有者皆称之为财东。著名票号大德通，银股即为祁县乔家堡乔致庸兄弟合伙所有。银股股份可以转让和继承，持有者只要不退股，在商号中就享有永久的权益。银股只分红利，不计股息，对商号盈亏负无限责任，但对商号的常年经营不加任何过问。著名的大德通票号全盛时，在平遥、北京、上海、沈阳、天津、西安、汉口等全国26个城镇设有总号和分号，一切的资金调度及营运，作为银股主人的财东毫不过问。 　　“身股”则是本身无须实际出资，只是以在商号中任职高低或服务年限长短，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而拥有的账期分红份额。身股以“分”、“厘”为基本单位。一分即为一股、或称一俸，通常情况下是顶身股者能拥有的最高份额，因此也称“全份”。“厘”为1/10分。企业员工初有顶身股时，多从顶一厘、二厘开始，以后每届账期，视其对商号经营的贡献及职务升迁，由财东决定是否增加。介休侯氏开设的蔚字号票号，各号大掌柜均顶有一分身股，分号掌柜按资历及才干，分别顶有九厘以下不等之身股。其中惟有蔚字号票号生意创始人毛鸿，从日升昌票号二掌柜跳槽至蔚泰厚票号任大掌柜时，蔚泰厚财东侯氏为感激并激励毛氏对蔚字号生意的贡献，除了在蔚泰厚票号顶有一分身股外，还破例让毛氏在新泰厚票号也顶有身股。身股持有者正常死亡，身股红利分配可继续一至三个账期不等。 　　同治十二年（1873年）太谷县志成信商号一份股份合约对银股、身股有明确记载（图1）。合同载明志成信商号本金共三万四千两，每两千两为一股。合同后开列的银股股东共21人，最多的持有银股2股，最少的0.5股，共计银股17股。身股持有者8人，最多者为1股，最少者0.4股，共计6股。合同之首立合约者以及管事孔宪任、马应彪都是身股持有者，分别持有身股0.5股和1股。 　　顶身股的红利分配 　　银股、身股尽管所负责任各不相同，但其共同之处是对商号经营红利的剩余索取。 　　山西商号的分红账期一般多长达三至四年。著名商号大盛魁、复盛公都是以三年为一账期，而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志成信等著名票号都是以四年为一账期。较长的账期与当时条件下交通不便，经营分散有一定关联，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商号经营的短期效应，有利商号资金的积累和运营，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为股东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每届账期，银股、身股的分红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银股、身股照同一标准，按股均分。据蔚泰厚票号合约记载，蔚泰厚票号分别于咸丰9年（1859年），同治二年（1863年），同治六年（1867年），同治十年（1871年），光绪元年（1875年），光绪5年（1879年）六次清算帐目，所得之利俱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