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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大调查,一本中国账 　　10年，站在历史宏观的角度或许只是一瞬间，但“经济生活大调查”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中国这十年发生的变化，使得这些瞬间可以永恒。每年十万人，十年就是一百万人，他们的答卷，就是中国的账本；他们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生活 中国论文网 /6/viewhtm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非发现新的景观，而是拥有新的目光。”很多人常用普鲁斯特的这句名言作为抚慰自己的心灵鸡汤。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拥有全新的目光、崭新的视角，又何其之难。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经济的动向变得越来越敏感。从新闻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具体的政策方向；各种经济学家、企业家的解读充斥着大众传媒；对经济各项走势的预测、指导大家投资的学说层出不穷。 　　经济的发展需要全面的分析，一方面是顶层的设计，另一方面应该听到群众的声音。 　　“真正对经济生活拥有评价权利的应该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制片人姜诗明说，他经常看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到央视提供新闻素材，“我们的节目能够采用的数量是有限的，还有那么多的声音怎么办？”怀着这样的初衷，和媒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感，姜诗明在2006年策划了“经济生活大调查”项目。 　　没料到，这个项目一做就是十年。 　　“大数据”结合“厚数据” 　　有了新的目光、新的计划，如何成功执行是整个项目的肯綮之处。 　　姜诗明找到了时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做顾问，“为了拿到十几亿人的经济主张，就得用统计学的方法，用抽样的办法来做。打个比方，就像在家里煮饺子，煮得差不多就捞一个尝一尝。” 　　“经济生活大调查”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国家统计局全程负责了历年大调查的样本设计抽样和数据分析工作。每年面向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04个城市和300个县，发放10万份调查问卷，调查10万个家庭的经济情况。104个城市中，除了4个直辖市，每个城市样本量都在600份，涵盖每一个区；对于300个县，每个县向不少于5个乡镇发放问卷。姚景源说，“从我的经验来讲，一般的专项调查，1万―3万份样本就比较充分了。每年10万份的样本量，在国内乃至国际都是罕见的。” 　　2008年才由科学家提出“大数据”概念，而“经济生活大调查”对“大数据”的应用比这个概念的提出还要早两年。 　　“如果没有‘厚数据’，大数据就没有意义。”2014年7月，美国《连线》杂志在一篇关于大数据的评论文章中这样表示。所谓“厚数据”，是指那些丰富的、具有前后关联性的数据，它们只能通过丢开电脑、深入实际生活才能获得。 　　大调查的“厚数据”来自其独特的调查方式：为了让调查问卷精准地投放到设定好的样本地区，“经济生活大调查”进行了一项创新，就是把调查问卷印制在含邮资的明信片上，通过中国邮政网络进行发放。这个明信片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每年过年期间发送的一种贺卡，利用这种特殊的媒介进行调查，扩大了有机会参与调查的人群。姜诗明说：“总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不用网络？”因为中国的网民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而且网络的调查是存在水分的。中国邮政已有百年发展历史，网络基础设施扎实，使得调查访问率、成功率都有了成功的保障。姜诗明非常感谢中国邮政的支持，他算了一笔账，一般商业调查按一张问卷100元算，10年下来100万家庭花费至少得到上亿元。如果没有中国邮政的支持，那是不可想象的。而中国邮政的领导也发现，通过邮政网络做民生调查，实际上也延伸了邮政服务的功能，某种程度上也是邮政业务的创新。 　　果然，调查途径正确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自2006年以来，每年大调查问卷的回收率均在85%左右，而今年更是创下了新高。姚景源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届大调查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能回收10%―20%就很有价值了，结果第一年回收率就达到了84.5%。” 　　有了数据，接下来就该进行科学的分析了。姜诗明又找到了他的导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胡大源。胡大源在问卷设计阶段提出建议，等数据录入完成后，组织学生团队对数据进行整理并做出统计分析，最终对一些公众关注的问题，根据调查结果提供数据分析依据。 　　傅丹做了几年的“大调查”总导演，在她眼里，姜诗明、姚景源和胡大源三个人利用自己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紧密配合，才塑造了这样一个成功的节目，“这三位‘酷老头’，缺一不可。” 　　十年之前，十年之后 　　始于2006年的“经济生活大调查”，到今年已经是第10个年头。10年，站在历史宏观的角度或许只是一瞬间，但是站在人民生活微观的角度又是何其漫长。 　　姚景源和胡大源在项目启动时，认为这样一个调查坚持2―3年就不错了，而提出想法与创意的姜诗明当时也不敢奢望“大调查”会经历10岁的生日。 　　在胡大源看来，大调查的成功且能持续10年源自三方面因素：第一，时效性强，有说服力，而且通过持续多年的调查可以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