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至公之道及其实启思.docVIP

科举至公之道及其现实启思 　　摘　要：科举制度的公乎性可谓是科举学领域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科举千余年的变革走向表现为报考资格从封闭到开放、取士标准从主观到客观、考试录取从追求考试公平到兼顾区域公平、考试规制从简疏到繁密。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公平始终是科举变革的“关键词”。科举的公平理念与措施不仅在历史上具有先进性与现代性，在当今社会仍具有普适性，有些做法的公平程度至今未被超越，有相当丰厚的历史遗产值得今天的高考所继承。考试改革须首重公平，这是科举给高考改革最重要的启思，科举的许多规制也可成为高考改革的重要参考。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科举；公平；高考改革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5―0058―09 　　 　　在数千年来的中国社会，考试一直是人们获取社会资源、追求上进机会的重要手段，大规模竞争性考试尤其如此。科举制度的长期运行，更将考试这一选才手段的功能发挥尽致，并极大地强化了考试选人的观念。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意识到科举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有着巨大的政治治理功能，为了使这一考试制度具有长久生命力并使其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围绕“追求至公”这一主旨，不断完善科举制度，终将公平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可谓是科举学领域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以往学界对科举的公平性虽有不少探讨，但多集中于论证其为公平之制度，鲜见系统阐述科举诸方面公平建设及其得失之成果。本文拟通过梳理科举在报考资格、取士标准、考试录取、考试规制等方面的变革，探寻其变革的走向，总结考试发展的规律，并从科举的“至公之道”提炼出对当今高考改革的启思。 　　 　　一、报考资格：从封闭到开放 　　 　　作为竞争的起点，报考资格直接决定着取士范围的大小与考生数量的多寡，制约着取士质量的优劣，是关系到考试制度公平与否的首要环节。从隋唐到明清，科举对报考资格的限制越来越少。竞争机会也越来越公平，与科举之前各种选士制度报考资格的封闭性形成鲜明对照。 　　在春秋以前，选官实行世卿世禄制，用人标准是“血”而优则仕，政治体制处于全然封闭的状态，平民子弟根本没有人仕的机会，公平的理念与实践都无从谈起。汉代建立察举制后，由于“举主”具有颇大的选择权，并与被举者结成恩主与故吏的深厚关系，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由此获得渗透的途径，察举制逐渐沦为把持权势的工具，这一良法美意也被异化为徇私舞弊、以族举德。特别是到东汉晚期，察举制度遭遇了严重危机，群僚举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以致当时士大夫以不应辟举为荣。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贫寒子弟得到举荐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纵有满腹经纶，也只能望“仕门”而兴叹。 　　到了曹魏时期，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有所松动。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从表面上看，“唯才是举”破除了以往“血统论”的封闭体系，“‘血’而优则仕”变成了“才高则用”，但此中的“举贤者”与前代察举制中的“举主”一样，成为一把“筛子”，将出身卑微的寒门子弟筛出“贤能之士”的圈子外，终难摆脱“血统论”之桎梏。曹丕主政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亦难幸免于此。九品中正制成为拦截在平民与政治体系之间一道无形的高墙，“其始造也……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从而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结果。这些做法无一例外地限制了人才参选的开放性，除少数符合统治者或选拔者要求的人外，大多数人被拒之门外。 　　而科举与前代取士办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给予天下读书人平等的竞争机会。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颁发的有关振兴选举和学校的诏令，便可看出其平等开放性：“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对“见入学者”和“在家”者一视同仁，无需出身显贵、功勋卓著或出于官学，只要“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均可参与选举的竞争。但客观地说，隋制科举尚未摆脱前代选士制度之窠臼，对选举对象仍有一定的限制，如：工商者不得与考入仕，对品级不同的官员也待之有别，“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应选者必须由地方州县或高级官员举荐，即所谓的“州举”或“郡举”。因而，和察举制一样，隋制科举在举荐过程中也难免瞻徇私情、爱憎由己，“在外州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 　　及至唐初，科举进行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举子可“怀牒自进”，自由报考。怀牒自进也是科举区别于前代取士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