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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意志与我国乡土教育三次勃兴 　　乡土教育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由于“乡土”一词的模糊性，致使对其确切的内涵长期以来并无一致的看法。大致而言，乡土教育就是指让学生了解、认识其所居住地的历史、地理、经济、人文等文化，使他们能认同与热爱自己的乡土，以激发他们改善家乡的意愿及能力。当一个完全异质的文化教育体系被移植于中国的土壤之后，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便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如此一来，象征着传统的乡土文化与代表着现代的西方课程体系之间的矛盾便凸显出来。纵观20世纪，我国将乡土教育“嵌入”现代教育制度曾出现过多次沉浮，如果以国家介入的强度和深度而论，大致出现过三次勃兴：清末新教育制度建立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国民政府时期、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其背后，均可见到国家、政府的身影。 　　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清末民初地方性知识的初次勃兴 　　我国现代教育制度完全移植于国外，在复制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同时，也将包括“乡土教育”在内的教育理念带入国内。一则被普遍征引、并被作为概念来源证据的史料，是修于1907年的江西《新修建昌县乡土志》中由该县知事所作的序言，文中提及自身“丙午（1906）春遣小儿光藻游学东瀛，万里邮函，得询悉日本小学校儿童教授要法，皆从乡土入手为多”，由此一些研究者推定：“德国和日本是清末‘乡土教育’概念的重要来源。”虽然这种推定有孤证之嫌，但虑及清末学制蓝本源自日本，故笔者认为这种结论仍有一定的可信度。恰因如此，注意到地方性知识在现代教育知识体系中的一席之地，也是始自我国1904年颁行的近代第一个学制《癸卯学制》。在该学制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的“学科程度及编制章第二”中，提出在诸如历史、地理、格致等普遍学科知识教学中注意对乡土内容的渗透，以历史科目为例，“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誉之事，……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然而，对于仓促而成、囫囵吞枣式移植而来??这个近代学制，学制制定者们是否在设计之初便敏锐地意识到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则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学制的有意无意之举，引发了一些教育界人士对于乡土教育的热情，如在1904年便有《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等乡土教材的编写。 　　虽然《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开启了我国现代教育体系下对于乡土教育关注的传统，但对于学校中如何进行乡土教育，该学制最初并无详细规定。为此，1905年，担任京师编书局监督的著名学者黄绍箕根据《癸卯学制》要求编订而成《乡土志例目》一书，并由学部下发各地，要求“各省督抚发交各府厅州县，择士绅中博学能文者按目考查，依例采录。”并规定各地在接文后的一年之内将编纂完成的乡土志提交学部审核。《乡土志例目》发行的目的是企图以官方名义为全国各地编纂小学教学用乡土教材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导方案，包括乡土教材编写内容的采录范围、编写框架等，毕竟在清末新政之前，全国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并未真正了解西方课程体系更遑论参与编辑新式的教科用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所提供的乡土教材框架格局并未采用西方近代教科书所惯用的课目体例和知识分类方法，而是沿袭中国原有方志编纂体例和内容分类方式，一方面将乡土（“本境”）的区域范围确定划分为本府、直隶州、州、县四层，另一方面将乡土内容分类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15门，而在各门之下具体所含内容均有明确提示。 　　乡土教材编写“模板”的提供以及国家的强势推进，带动了我国地方性知识教育的发展，以1905年《乡土志例目》下发为标志，形成了我国近代编写地方乡土教材、实施乡土教育的第一次高潮。 　　清政府借助行政力量大力推进乡土教育的目的，虽然不排除某些研究者所提出的，乃是企图通过爱乡进而达到爱国教育情感的培养，但更最重要的目的恐怕是与其确定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宗旨是一致的。清末“西学”已成显学，而“中学”的地位则是岌岌可危。在清政府看来，“中学”地位的沉浮既关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更波及政体合法性的认可。而按照张之洞等人的观点，所谓“中学”，既包括语言文字、四书五经、中国历史、政治制度，还涵盖山川地理、风俗习惯等等。因而，强化乡土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其实便是强调“中学”在现代教育知识体系中的应有价值和地位，它与开设读经讲经课程的目的有着共同之处。正因如此，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清政府需要牢牢把握教育“新政’’路径方向的权力，尤其要控制中小学各类教材的编写，使其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乡土教材的编写当然也不例外，故学部当时明确规定无论官编还是私修均需经过学部从内容、结构、编排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核，如学部对由广东南海县附生蔡铸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