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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建设文化强省助推器 　　博物馆之于一座城市或一个区域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数字的大小或藏品的多少，更重要的部分还在于博物馆对城市文化能够形成多强的凝聚力和多大的提升，对未来的文化发展有多少可持续的推动力。 　　从1914年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开始筹建到2014年，四川大学博物馆已历经了100年的历史更迭。它是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这个创建百年的博物馆本身就是巴蜀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单是载体和窗口，更是参与者和推动者。 　　“高校博物馆的优势在科研和教学” 　　20世纪3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织了对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掘，三星堆早期文明碎片随之进入博物馆。而后来三星堆的持续大规模发掘，川大博物馆和考古学科的师生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博物馆还先后组织和参与了汉墓、唐朝石刻、宋瓷、三峡等多次考古活动，拯救了众多珍贵历史文物，为古巴蜀文明的再现和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的优势在科研和教学。它面向的受众更多的是高校老师和学生，为他们的科研教学活动服务。”霍巍馆长说道。 　　其实，早在1984年，著名考古学家童正恩出任川大博物馆馆长时，这一理念就已被正式提出。正是在这一时期，川大博物馆进入重要转折期，其中一项是改造陈列，打破国内博物馆当时传统的通史陈列形式，结合自身学科优势，推出了石刻、书画、葬俗、民族学、民俗学、教学参考六个陈列室，在全国博物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仿效一时。 　　反过来，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实现，又为高校科研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自1929年开始，博物馆主持编辑出版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南方民族考古》等大型学术刊物，成为研究我国西南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重要参考文献。而民族、民俗、考古、历史也一直是四川大学的优势学科。 　　2010年8月，川大博物馆陈列设计小组承担了四川丝绸博物馆的陈列设计方案，前期完成了内容设计方案，后期协助共同完成了展馆的形式设计、展厅施工、文物复制和展厅布展等系列工作。同年12月，又和四川博物馆联合成立“科研规划与研发创新中心”，进行优势资源组合、合作双赢的探索。 　　川大博物馆在科研、教学、人员、场地等各方面都根植于四川大学深厚的土壤，成为巴蜀大地上重要的文化机构。 　　“博物馆应该透物见人” 　　四川大学博物馆曾被杨振宁称为全球前十的高校博物馆，如今又提出建设“研究型大学综合博物馆”的目标。 　　何为“研究型大学综合博物馆”？霍巍馆长阐述道：“一方面，不同于其他类型博物馆的重展览轻研究，川大博物馆把每一件收藏品都放在学术研究的思路中，挖掘它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博物馆要充分反映四川地区的巴蜀文化和考古发展，要以物观史，透物见人。” 　　走在川大博物馆展厅内，声响、音乐、光影都被恰到好处地运用，营造出和谐、均衡的展览空间氛围，呈现出强烈的视觉效果，其中石刻陈列馆更打造成特别的洞窟效果，让人感觉不仅仅是在观赏藏品，而是在体会历史的美。 　　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达15000平方米，展区面积7000平方米，展出的文物达到2000件，说明图版400余幅。但事实上，除去展示出来的文物外，未展示的文物更达到了8万多件、5万多套。 　　“藏品是很丰富的，但是一股脑儿把他们灌输给观众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让展出的每一件文物都能自己述说历史。” 　　霍巍馆长说，川大博物馆有一个目标是研究的“全方位化”，让馆内的每位工作人员都是一个研究者，这样文明基因就能流淌在城市空间的各个罅隙。 　　四川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使博物馆融入城市人群生活，唤起他们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 　　“从文物大省到文物强省” 　　对于如何建设文物强省，霍巍馆长有着自己的看法： 　　“首先，应加强对现有文物的研究。四川的研究成果远没有同为文物大省的陕西多，而陕西文博产业发展之所以快，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对研究的重视。 　　其次，应加强对文物价值的宣传。目前四川博物馆还没有针对不同的受众形成不同的宣传趋势。博物馆的宣传之学其实就是经营之学，在这方面，川大博物馆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借助每年春节武侯祠大庙会的平台，展出博物馆相关文物藏品，介绍三国文化。让博物馆主动走出去。 　　最后，要在研究成果和受众之间建立起联系，博物馆应该主动走出象牙塔，贴近老百姓。可以利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推出流动博物馆、电子博物馆等，还可以在展厅内增加大荧幕，充分满足受众的文化体验。西安老百姓的博物馆素养普遍比较高。 　　对此，川大博物馆应该发挥起引领作用，因为它在西南地区具有不可替代性，它拥有高水平、高水准的学术研究。” 　　如何建设文物大省、文化大省一直是四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