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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刑事诉讼法角度看重庆打黑 　　【摘 要】打黑风暴席卷重庆，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最高院以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奸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关键词】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一）刑辩律师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 　　老百姓拍手称快，深切表达了人们对黑社会势力的憎恨，反黑的成功也离不开百姓的认同与支持。但是为文强案辩护的北京知名律师杨矿生却因此案被推倒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当人们得知其为文强当辩护律师时，网上就有了7万余条评论，其中超过9成是对杨矿生律师进行谩骂、批评，大部分老百姓片面地认为杨律师为恶人辩护就是与其同流合污，甚至给杨律师戴上了“为贪官辩护”的帽子。社会公众认为好律师不应当为坏人当辩护律师，这造成了公民对刑辩律师出现的严重的认同危机。对此，全国部分刑辩律师大呼刑辩律师执业为难，迫切需要社会对刑辩律师的正确认同及支持。 　　这便谈到律师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矛盾。律师为坏人辩护脱罪，虽然会遭受社会舆论的攻击，但是，维护辩护人的合法权利是律师的职责，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律师为坏人辩护脱罪，虽然为常人所不齿，但律师本身仍有一种期待中的伦理回报，这样从本质上，就形成了律师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矛盾。由此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当今刑辩律师的职业处境。法律讲究公平和正义，律师有职责将这一目标通过实践来实现。对法制而言，最根本的价值不是效率而是公正，不是利益而是信赖。因此，律师职业必须与一般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划清界限”[2]现如今许多律师忽视了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忘却了最初踏入律师领域为社会公众做出的隐形的道德承诺。从重庆打黑事件中社会公众对辩护律师为坏人辩护所表现出的强烈不满，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人民愚昧无知，片面地给人民群众带上“文盲”、“法盲”之类的帽子，而是应该辩证地去分析和看待这一问题，个人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律师与人民的接触不够多、不够深，导致人民对律师职业的误解。所以，律师们应该从法律援助入手，深入在社会人民群众中去，让人们能更好的理解律师这一职业并对其产生认同，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律师也不用经常背负舆论的压力。所以，缓解社会对刑辩律师的认同矛盾已经刻不容缓了。 　　（二）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据“重庆打黑”辩护律师提出的辩护词述称，当地一些司法人员不仅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不允许刑辩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且不允许刑辩律师在审判阶段单独会见被告人，而是需要司法人员陪同会见。李庄《一审自辩书》述称：“2009 年 11 月 24 日下午，法院将部分卷宗复印件交我以后（ 不让看卷，没有证据目录） 即刻赶往江北看守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33 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第 96 条也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等权利和受委托律师的会见权等权利。在重庆打黑过程中，有媒体报道在审判阶段，所有律师都看不到案卷，所有的案子都是快起诉、快审理。这种说法是否真实还无法确证，但如果律师看不到案卷，会见不到被告人，还怎么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三）程序正义与无罪推定的违背 　　法院在作出判决前，任何被告人都应被视为无罪；被告人是否有罪，必须靠真实、客观、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而在我国，自1997年的刑诉法和刑法修改生效后，包括无罪推定在内的程序正义原则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方向。但此次打黑开始，67 个嫌犯的灰头土脸的大头照均被上报上网，并出现在其它众多媒体中，这无疑于在告诉人们他（她）不是个好人，这和有罪推定的做法如出一辙，无疑与“无罪推定”反其道而行，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程序正义、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而且还可能会影响法院的公正判决。 　　一个人如果只因为“罪大恶极”而使其丧失被辩护的权利，实际上是将每位社会成员都置于某种危险之中，没有程序正义，任何人都可能因为“罪大恶极”而入罪。对于重庆打黑案来说，正如上述情况，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质证权都被受限制，还要承受舆论的压力，社会公民的谩骂、批评，导致正义难以实现。犯罪嫌疑人既被暂时限制自由，又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如果审判时缺少辩护律师，必然因为其力量的不对等、程序的不公正而难以令人信服。只有充分保障涉黑被告人的辩护权，审判的结果才能具有公信力和说服力，打黑的社会效果也才能最大化。 　　这里不得不说说文强。这个1972年就参加工作，1992年即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2000年被提为正厅级侦查员的老公安，在2008年调任重庆市司法局长之前，掌管重庆刑侦工作达16年之久，在9年前的张君案侦破中更是获得官方和民间的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