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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应离编辑出版史学研究及其成就 　　摘 要：宋应离先生是河南大学编辑学研究群体的一位重要领军人物，为有中国特色编辑出版学科的创建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致力推动的编辑出版史学研究，在诸多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奠基意义和开创价值。尤其是在现当代中国出版史料学建构、中国期刊发展史研究开展、中国大学学报史研究等方面，他都是敢为人先的奠基者或开拓者。 　　关键词：宋应离；编辑学；史料；期刊史；大学学报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2―0150―07 　　收稿日期：2013-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09BXW003）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资助项目“新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以研究型编辑出版家为中，L，（QN--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段乐川（1981一），男，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编辑出版学博士。 　　在编辑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中，河南大学形成了一个享誉全国的编辑学研究群体，受到了国内编辑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贺达在《中国编辑学研究的先导者――记河南大学的一个编辑学研究群体》中对这个群体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对中国编辑学的研究起着“先导与推动作用”。著名编辑学家戴文葆先生对河南大学编辑学研究群体，也不吝溢美之词，称赞河南大学在编辑学研究上群星灿烂，贡献突出。在河南大学编辑学研究群体中，宋应离先生是一位绕不过去的重要领军人物，他以宽厚质朴的人格魅力和独特坚实的研究建树，不仅为这个群体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为有中国特色编辑出版学科的创建做出了特殊贡献。尤其是他致力推动的编辑出版史学研究，在诸多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奠基意义和开创价值。李明山在《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编辑学研究先导者之一宋应离教授》一文中，对宋应离先生在编辑出版教育和编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编辑学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躬亲实践者”。除此之外，有关他论著出版的书评很多，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对其贡献的认识和评价。但是，这些分析论述都是针对其一部论著的书评，既囿于一域，缺乏研究的系统性，又流于评介，缺少认识的厚度和深度。 　　一、发展了现当代中国出版史料学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曾经论述过史料收集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①这里的“书事记言”即指史料收集。在刘知几看来，史料收集是史学建构的基础。他认为，史料收集要求“博闻实录”，即越丰富真实，越利于史书撰写。他把两者的关系视为“相须而成，其归一揆”，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现代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在论述史料与史学关系时，对史料整理的重要性亦不无重视，甚至提出“近代的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这一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在肯定史料收集之于史学建构的价值上却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编辑学的创建离不开编辑出版史的研究。编辑史、编辑理论和编辑实践研究，构成了编辑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学科架构。而编辑出版史的研究则离不开编辑出版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建设。可以这样说，没有编辑出版史料学的有效建构，就难以深入开展编辑出版史研究。编辑出版史料和编辑出版史学两者亦是“相须而成，其归一揆”的一体互补关系。对此，早在编辑学创建之前，俊识通才者如张静庐先生就有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有感于后人对于近现代出版状况知之寥寥，他发凡起例，费尽了后半生的精力，先后编撰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编等一系列出版史料丛书，构建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学研究的大厦。然而，在张静庐先生之后，出版学界对新中国成立50年的出版史料的整理却一直付诸阙如，出版史料收集整理工作呈现出滞后和断裂的状况。这一现状，不仅造成出版史料整理的历史断裂，而且影响当代出版史研究的深入。有鉴于此，宋应离先生决定师法张静庐先生，收集、整理从1949―1999年建国50年来的出版史料，建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研究的大厦。从1992年开始，他联合袁喜生、刘小敏两位老师，前后费时6年，收集、整理文字材料多达一千多万字，后经披沙拣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形成了320万字、皇皇8卷本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分8个专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版历史资料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于友先给予这部书以极高评价，他说：“这两套书（指张著和《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性质相同，体例相近，时代相接，可谓前后辉映。前者出自出版界老前辈之手，为出版史料丛书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