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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易学发展贡献 　　[摘 要]朱熹是北宋以前易学的集大成者，他从“易本卜筮之书入手”，对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提出了批评，扭转了当时义、象相互独立的片面观点，把易学从“一源而三歧”（义理、象数、卜筮）的发展又重新回归为义、象、筮三合一，发展丰富了朴素辩证法，完成了一个新体系的建构使易学发展成为宋代官方正统哲学，理解朱熹的易学观对传统易学的发展以及宋明理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周易 卜筮 象数 义理 阴阳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1-0313-01 　　一.易本卜筮之书的提出和影响 　　朱熹关于易学有两本著作，分别是《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其目的在恢复周易的本来面貌，从而提出“易本卜筮之书”、“易本为卜筮而作”的命题。因为当时的义理派象数派只片面注重义理或者象数的发挥。义理派轻视甚至完全抛弃《易》的占卜本义或治《易》方法，而且此弊由来已久，比如程颐这样的大儒都曾有过这样的倾向，朱熹说：“近世言《易》者，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至文义牵强无归宿，此弊久矣。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意，而复以传释之，则其命词之意与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朱文公别集》卷三）还批评程颐不讲占卜，直接从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中推说出“圣人侧微，若龙之潜隐，未可自用，当晦养以俟时”[1]（《周易程氏传》卷一，《周易上经上?乾卦》）之义理的作法，认为这只是推说义，而不是本义。同时，朱熹也批评汉易象数学，一味执着于探求辞中所取之象所自来，比如?卦九二爻说“包有鱼”，就一定要从卦爻中寻觅出“包”之象、“鱼”之象，致使所解滞泥不通，牵强附会。朱熹指明解《易》在于通晓经文之意，不应纠缠于易象所从出的问题，否定了易象数学“存象忘意”的学术路线。在朱熹的论著中，“易本卜筮而作”这一观点随处可见，“所喻读《易》甚善，此书本为卜筮而作，其言依象数，经断吉凶。”“《易》本为卜筮而作。古人淳质，初无文义，故画卦爻以开物成物。[4]”需要说明的是朱熹所说“易乃卜筮之书”并不是为了揭示《易》原本是用来卜筮的书更不是把圣人之作贬为“下其说”之流，而是为了揭示卜筮与圣人之道的关系，探明象数与易理的原初关系。朱熹强调恢复对《周易》占筮的研究，无疑是对《周易》研究的一个新的回合，这个回合加强了经传之间的衔接，不仅对易学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并且使《周易》的占卜得以保存下来。 　　朱熹关于《周易》是卜筮之书的考辨，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自汉代以来，无论是义理学派还是象数学派，都是经传不分，以传解经，并将经文逐渐哲理化。到了宋代，易学家们更是将《周易》视为讲解宇宙和人生道理的教科书，丧失了周易的本来面貌。在考证《周易》成书缘由的同时，朱熹对一些经文的解释也不同于前人的见解，比如他说：“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辞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言其占当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终也。”[2]这就是他不赞成以四德说解“元亨利贞”。又例如大有卦九三爻辞“公用亨与天子”，随卦上六爻辞“王用亨于西山”等，历来的都把“亨”解释为“通”，而朱熹反对说：“古者亨通之亨，亨献之亨，烹饪之烹，皆作亨字。”[3]朱熹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重新对《周易》进行了自己的还原和定义，在易学史上又是一大突破。 　　二.义理与象数两派的统一 　　孔子是第一个剥掉《周易》卜筮外衣而发现《周易》巨大哲学内涵的人，孔子的“同途而殊归”把《周易》一分为二，宣告者《周易》开始了象数和义理的区分；于是从先秦、汉代至魏晋隋唐，《周易》都进行着象数和义理双轨发展。 　　朱熹之前的易象数派偏重于象数，讲卦变，讲吉凶，讲先天象数，把宇宙万物的生成归结为象和数的演化过程。义理派重视推阐义理而排斥象数，把象数作为“末”和“流”，批评象数派“义取于数”、“理源于数”的观点。汉朝人讲易，多重象数。魏王弼扫象，以玄释易，开创了易学史上义理一派。发展下去，形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两派六宗”的对立。在活动于北宋时期的理学创始人那里，程颐和邵雍分别成了易学两派的代表人物，邵雍主象数，程颐倡义理，各说各有理，互不相涉。作为理学集大成的标志之一，朱熹在《周易本义》一书中，把这两派的思想，巧妙地综合在一起。这本书不仅采用吕祖谦讲易体例，把上、下经和“十翼”分开，大体上恢复了先秦《周易》经传的原貌，而且在卷首编入陈搏、邵雍所传九张《易图》，在经传文字的阐释上则多采程氏易传。 　　朱熹虽然对义理学派进行了批评，但主要是批评其脱离《易》之本义去谈义理，而不是反对义理本身。对待义理，朱熹是十分重视的，并以其理学思想为指导来研究《周易》经传，使其义理建立在《易》之本义的基础上，比程易发挥之义理更具说服力，这也是对宋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