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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祥 让所有标准在我身上失效 　　从王华祥的作品中能够看到一种传统性与当代性的并置。这种“传统性”更多地指向艺术家对绘画技法的执着坚守，因其相信传统技法恰如艺术的坐标，无可取缔。而“当代性”则更多地体现在由看似无关的事物组成的画面所带来的某种超现实体验之中，然则这种超现实是艺术家清醒而有意识的表达，看似荒诞，实则真切。在经历了对传统的叛离与回归之后，王华祥找寻到了一种有效的艺术创作方式，即“撕碎一切标签和主义，突破一切人为的壁垒与形式边界。”在不受任何概念及标准约束的前提下，王华祥在艺术创作中实现着自身与永恒存在的矛盾之间的安然相处。 　　I ART：你的个展“等待花开”在今日美术馆举办，请介绍一下此次展出的作品。 　　王华祥：除了油画之外，我把草图和作画记录也当作展品。油画包括从威尼斯平行展回来的作品、近期的“等待花开”系列，以及个别的“风往回吹”系列中的一两件作品。作画记录是用粗马克笔写下的，因为我忘性大，几天不画画就会忘掉前面画画的方法，为此我决定把重要作画节点随时记录下来。我希望这些字还可以被当成像画一样重要的作品被人收藏。当它们挂在某家人或某个美术馆的墙上时，不仅仅是“名人字画”的价值，更主要的是收藏了思想的痕迹和作画的秘笈，这样对于学习绘画或者从事艺术史研究的人是很重要的证物。 　　I ART：从2006年的“整容”系列至今，在你的多个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创作视角及理念上所一直存在的变化，能否结合作品系列具体谈一谈？ 　　王华祥：2006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个展，它的名字叫“整容”。那个展览是我重回绘画圈的序幕。这种将中西文化符号嫁接在一起的方法是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首创。 我将对联、故宫红墙、中国花鸟画、时装模特儿以及自画像与西方经典肖像并置一处，这种被称为“文化波普”的风格立即受到了国际买家的青睐。但是，它深刻揭示的媒体所带来的平面化时代被忽略了，人们感兴趣的是对文化符号的消费。于是波普风、艳俗风和卡通风掀起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时尚”浪潮，不如此就被“不当代”了。我感到了失望，于是我画了盲目的“人类”系列，还做了行为艺术展示：头裹红布和白布的人或读书报、或骑车比赛、或无方向地走来走去。但是我渐渐厌恶起艺术圈来，直至失联五六年时间后决定以“整容”结束过去的风格，从零开始新的创作征程。 　　I ART：所谓的传统与当代的因素仿佛在你的作品中共同存在，你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在你的创作中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的？ 　　王华祥：什么是传统？什么是当代？从时间上说，传统在中国主要是指印象派之前的西方艺术和中国古代绘画。从风格的角度，传统在中国特指写实绘画。民间味、表现派、抽象派等都不是“传统”的（其实也是传统的）。“当代”又是什么呢？通常特指影像、装置、行为或观念艺术，这些界定方法是可疑和草率的，甚至是功利主义的。就像根据头发长短分男女，根据财富定成分，哪样都不可取。当然，我必须承认，正是这些简单粗暴的划分方法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我一度犹豫不决，甚至悲愤之至，并差一点放弃画画。要反绘画必先反写实，要反写实必先反技术。只有技术被“打倒”，人人才能是艺术家（博伊斯语），才好“浑水摸鱼”。当“传统”被取缔之后，艺术的坐标就没了，当艺术的坐标被消失之后，圣人和骗子、神仙与各种妖魔就都出来了。我看到了一种机会，一种可以使绘画复兴的机会，诚如你所见到的：我的策略是撕碎一切标签和主义，突破一切人为的壁垒与形式边界，让所有的标准在我身上失效。 　　I ART：无论是之前的版画创作，抑或是现今的油画创作，人物似乎是你作品中一直以来的主体形象，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华祥：历史上的绘画，大都以人物为题材。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是出于人自我中心的本能。人类总是以自己去衡量世界、认识世界、使用世界。换句话说，人物题材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最重要的表达工具、交流工具，甚至是一种永恒的战斗武器。能够个性化地使用人物，能否使人物具备语言上的独一性和精神上的代言性，是传统与当代的分水岭。人物技术的水准也是“写实绘画”的核心坐标之一。绘画无技术就像女人不性感。漂亮不漂亮倒是其次，性感不性感才是大问题。 　　I ART：看似并不相关的事物常常并置出现在你的画面之中，这使得作品在视觉呈现上仿佛具有某种抽离叙事的超现实感，甚至荒诞感，能否结合作品谈谈与之相关的思考？ 　　王华祥：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是超现实的，但不是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发端于佛洛依德的潜意识理论，而我的超现实是有意识的，是一种为了表达一种真实的生活体验而不得不杜撰出来的场景。譬如“火灾”，那个丰满的女人体让人想起了祖国，纵火闹事的“人民”如蝼蚁。我先让人体躺在画面上，就像古代提香的维纳斯，然后每天翻微博，寻找那些刺激到我的事件之后，我找来学生或熟人拍照，以具体的真实的形象去表达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