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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基于“和合思想”思考 　　〔作者简介〕 　　李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在前工业社会阶段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之间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对抗关系；在工业社会阶段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现实中则是分立甚至是对抗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能包容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和合思想，是一种既追求同一性又包容差异性的思想，它强调通过对差异性与同一性的承认和超越来形成新的和合体，这一思想对于合作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在思想层面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心边缘结构；和合思想；合作治理；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5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4-0044-06 　　“和合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一种文化精神，它不仅能从一个方面分析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失灵的原因，还能够启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进而建构起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机械、封闭的结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机械、封闭的特征正是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失灵的根源。和合思想作为一个能够包容并超越差异性和同一性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开放性，按照和合思想的主张建构起来的将是一种超越“分化观念”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 　　在《左传》所载晏子与齐景公的对话中，景公问晏子：“和与同异乎？”晏子答道：“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执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在晏子看来，“和”是包含着差别与矛盾的“同”，就像调汤一样，需要将各种不同味道的食材、作料加以调和，才能成为美味。同时，晏子还将“和羹”的道理引入政治关系之中，认为君臣之间也应该也要有不同的政见来调和治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可见“和”是一个包含着差异与矛盾，甚至是冲突的辨证统一体。《国语?郑语》也有史伯关于“和”与“同”的论言，史伯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在这段论述中，史伯讲出了“和”的本质――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调和、补充，而不是去除差异后的机械同一。此外，史伯的论言中还包含着实现“和”的方法，即“以他平他”。 　　《左传》和《国语》中所包含的“和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先导，影响着其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在继承了史伯与晏子的和同论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他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孔子的思想中，“和”既是政治原则，也是人际关系原则。在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继承发扬了儒家的和合思想。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在战事频繁的战国时代，要想在群雄纷争的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孟子认为应该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而“人和”在此三条件中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荀子作为先秦末代儒家，他认为：“列星随旋，日月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世间万物千差万别，它们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正是出于“和合”的缘故。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和合”，就是在自然界、社会、人际关系、心灵和人类文明等诸领域中，有形的和无形的事物之间相互冲突与融合，并最终生成新的事物、生命和关系的过程。 　　和合思想是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一条思想线索，而非某家某派所特有的。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据着很大的一部分，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仅仅体现在儒家学说里，是儒家学说特有的思想内容。与这种看法不同，有许多学者也认为和合思想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某一家某一派的思想。张立文教授就认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精神，便是和合或合和，它不是某家或某派的文化精神，而是涵摄儒、道、墨、法、阴阳、释各家各派的普遍的文化精神。”〔1〕所不同的是“儒家从差别中（社会有等级）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