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视角下文字蒙求汉字教学研究.docVIP

双语视角下《文字蒙求》汉字教学研究 　　早在1996年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许嘉璐先生就指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到了集中力量好好研究的时候了。”考察近20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以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仍是主流，随文识字，汉字难学，仍是制约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瓶颈。为此，笔者试图从清代蒙学教材《文字蒙求》中寻求一些思路，以求古为今用。 　　一、“说文”四大家之一王筠与蒙学教材《文字蒙求》 　　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又号?友，山东安丘人，为清道光元年（1821）举人。他是清代著名蒙学经师、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自少喜爱篆籀，后博涉经史，在《说文》学、校勘学、汉字理论等方面颇有建树。王筠一生著作丰富，自著书52余种，批校的著作有60多部，研究《说文》的著作主要有《说文释例》、《文字蒙求》、《说文句读》，其中《说文句读》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并称为《说文》研究经典著作，后人以此合称为“《说文》四大家”。 　　《文字蒙求》是王筠应友人陈山嵋（雪堂）请求，为教陈氏二孙识字所著，初名《字学蒙求》，道光18年（1839）由陈山嵋手写付刻，后经王筠本人修正重订，再刻于道光26年（1846），并改名为《文字蒙求》。该书从《说文》9353字中选取常用2050字（正字2036字，补阙14字），先列楷体次列小篆，参照许慎说解对所选字进行解释，但又不拘泥于许氏观点，“兼采钟鼎，字形更近古初，而不全依《说文》以释形体。”王筠以古文字证《说文》，很多字的解释比《说文》更加合乎情理。 　　《文字蒙求》为教儿童识字的蒙学教材，王力先生评价该书“不但对于儿童，就是对于一般学习文字的人来说，《文字蒙求》也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马景仑先生曾将该书所选2050字，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覆盖率达97.97%的常用字2500字作比较，结果发现有916个汉字相同，也即约有49.86%的字在现代汉语中仍作为常用字使用，该书在当代的对外汉字教学中仍具重大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二、《文字蒙求》与当下的对外汉字教学 　　在《文字蒙求》的自序部分，王筠引用友人陈山嵋的话阐明了汉字习得之法：“人之不识字者，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苟于童蒙时，先会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总四者而约计之，亦不过二千字而已。当小儿四五岁时，识此二千字非难事也，而于全部《说文》九千余字，固已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矣！” 　　王筠通过这段话指出了童蒙阶段汉字习得过程中的问题：“病于不能分”，“增减点画”，“难记易忘”，这与我们的对外汉字教学何其相似！我们在教授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时，学生普遍感觉写汉字像画画儿，汉字难写难记。初接触汉字时，留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尚未健全，识记汉字普遍采用整字记忆法，往往缺胳膊少腿儿，或者少了一个部件，或者少了点画，或者增添了部件、点画，有时候又部件、点画偷换或者变形。以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又造成了随文识字现象，汉字习得规律被打破，更加大了汉字习得的难度。 　　作为“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其《文字蒙求》一书，将王筠的文字学造诣和教育理念成功地运用到了汉字教学之中，不但是研究《说文》的入门读物之一，同时也给我们的对外汉字教学提供了诸多可借鉴之处： 　　（一）定六书，从字源角度分析汉字字形，以形说义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一书中记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这说明从周代开始人们已重视汉字字形分析教学。后来的《急就篇》、《仓颉篇》、《三字经》、《百家经》、《千字文》等传统的韵文蒙学教材，都寓汉字学习于诵读课文之中，不太重视汉字字形分析教学，同样为随文识字。 　　王筠认为：“故文统象形、指事二体，字者，孳乳而浸多也，合数字以成一字者皆是，即会意、形声二体也。四者为经，造字之本；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法也。”[5]《蒙求》不拘泥于《说文》的540部首编排方式，按照汉字发生规律自创编排体例，先象形指事，后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为用字之法而不予编排。全书分四卷：卷一，象形字（264字）；卷二，指事字（129字）；卷三，会意字（1254字）；卷四，形声字（389字）；补阙（14字）。每字先列楷书后列小篆，对小篆形体进行分析有利于从字形结构上解释字体的源流演变，达到以形说义的目的。如：《卷一?象形》：鼠，，此字当横看，大首俯身曳尾。《卷二?指事》：八，，别也，字象分别相背之状。《卷三?会意》：公，，，公私之私之本字，八，背也，背为公。《卷四?形声》：帝，，从二，古上字，声。 　　《蒙求》《卷一?象形》记载：“字因事造，而事由物起。牛、羊，物也；牟、芈，则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