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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政治风险防范与控制 　　一、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类别 　　 　　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行为而对在当地经营的国际企业及其经济利益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由于政治风险往往是由于该国政府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如国有化，或者与政府有关的因素导致的政治动荡，如武装冲突，因此该类风险的不确定性、后果的严重性和应对措施的可选择性都明显有别于一般性的市场因素的商业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会面临政治风险，按其表现形式主要可分为并购禁止、限制性政策和财产性剥夺三类。 　　 　　(一)并购禁止 　　并购阻止系指在以并购形式开展的海外交易模式下，东道国政府以特定政令的形式禁止该项并购，而最为通常的理由则是“国家安全”考虑，因为国家安全的界定永远是个弹性标准。作为开创“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先河的美国，其立法明确授权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禁止任何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外资对美国企业的并购交易，而且可以不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中国企业在对美投资的重大并购交易中屡次遭到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的禁止。1990年2月，美国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援引《埃克森一佛罗里奥修正案》，要求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限期退出收购美国MSMCO航空公司的交易；2005年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拟收购洛杉矶长滩废弃码头的交易也因为“国家安全”问题而被迫搁浅；李嘉诚的和黄公司与新加坡科技电信媒体集团联合收购美国环球电讯的协议虽然早在2002年1月就获得了美国破产法院的批准，但美国国防部、司法部、商务部及外国投资委员会却以该交易妨碍美国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批谁，迫使和黄公司于2003年4月末撤回收购计划。 　　 　　(二)限制性政策 　　限制性政策系指东道国允许外资企业保留其投资利益的所有权，但与此同时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设置的种种障碍。限制性政策是最为常见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在进出口贸易壁垒、企业用汇管制、外资税收政策、国内劳工待遇等方面。发达国家政府迫于国内舆论和政治性压力，对其国内产业的保护主义思维也很普遍，通常是以环保、产品安全为名设置进入壁垒、技术壁垒或带歧视性的知识产权制度等，这都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困难。深受大国政治影响的外汇汇率的波动极有可能导致投资方在投资或者收购时遭受严重汇兑损失，从而对财务状况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性存在劳动力市场及其规则运作体系不完善、不透明或者易受国内工人运动的影响，劳动力队伍不稳定，极易出现劳资纠纷。 　　另外，世界上不少国家仍对来自别国的国有企业投资实施额外的限制。主要形式是禁止外国政府或其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方向(特别是对金融、电信、能源等具有战略重要性部门的投资)、限制外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例，或者要求外国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投资必须遵循额外的法规或规定等。 　　 　　(三)财产性剥夺 　　财产性剥夺是指东道国政府对跨国经营企业的当地资产实行征用或国有化。按照国际法原理，国有化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力，但它必须以公平的市场价格、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给予被征收企业的投资者及时的补偿。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充分、有效和及时的补偿通常是不可能实现的。 　　东道国政府采取国有化、没收财产、占用等手段会给跨国企业及财产造成巨额损失。1997年，阿根廷德钦集团斥资23亿美元通过竞标取得委内瑞拉奥里诺科钢铁公司60％的控股权，因未能与委内瑞拉政府达成奥里诺科钢铁公司国有化协议，委方宣布接管该钢铁公司的控制权。因此，对于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较多、拥有较多没收历史的国家和地区，如智利、秘鲁、坦桑尼亚、印尼、赞比亚、苏丹、阿根廷、缅甸、埃及、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要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警惕，以免仓促面对突发事件而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除以上所列的东道国存在的政治风险外，还可能存在第三国干预风险。第三国干预风险是指除了东道国、资本母国之外的第三国，因其针对东道国发动战争、封锁、禁运等行为而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利益遭受损失或威胁。这也是新近较为频发的一种风险，也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霸权主义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直接影响，主要发生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投资合作领域。国际投资合作的双方中如有一方被第三国视为现实或潜在的敌对国家，那么这种投资、贸易往来就有遭遇第三国干预的风险。中国企业面对的第三国干预风险包括两类：一类是第三国政府直接采取制裁措施的风险，这种风险目前主要来自美国。如果企业与伊朗、苏丹、朝鲜等美国列举的所谓“邪恶轴心国”开展经济往来，就有可能面临这项风险，其潜在损失包括：遭受因针对东道国经济封锁的连带性损失、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不能在美国融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不得进入美国等。另一类第三国干预风险则并非由第三国直接采取制裁行动，而是在第三国干预行为的压力或引诱下，东道国政府违约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