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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命自觉、学术自觉到文化自觉 　　收稿日期：2015-11-26 　　作者简介：陈兴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厦门/361005）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ZK1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IAI130080）研究成果。 　　摘要：潘懋元先生是当代著名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开创者、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见证人和推动者。他以80年学术经历诠释了作为“教师”、“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多重角色与使命，同时也彰显了他从生命自觉、学术自觉到文化自觉的追求过程。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科；认同；自觉意识 　　潘懋元先生是当代著名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开创者、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见证人和推动者。作为教师，在80年的杏坛生涯中他桃李满天下，弟子遍神州；作为学者，他著作等身，由他开创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已成显学、蔚为大观；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他的著作与思想远播海外，受到国际同行的尊重和赞誉。无论是“立功”、“立德”、“立言”，他都为学界塑造了新的高度，树立了一个标杆。他以自身经历诠释了作为教育者、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多重角色与使命，同时也彰显了他从生命自觉、学术自觉到文化自觉的追求过程。 　　一、 生命自觉：“人师”典范 　　人是什么？人的本质当如何界定？梁漱溟先生讲：“人之所以为人在其心；而今则当说：心之所以为心在其自觉。”“一言以蔽之，人心基本特征即在其具有自觉，而不是其他。”[1]这种“自觉”在苏格拉底那里体现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叩问。这种“自觉”实质是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自觉”。“生命自觉”是人的主体性意识的自然流露，是人的自我意识、自我理解、自我确信、自我塑造、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生命运动及其表现出的种种特性。它是人对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及其最高意义的自觉意识和不懈追求。[2]从生命自觉的角度看，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界定自我（人）、安顿自我（人）的过程。 　　人要界定自我、塑造自我首先要寻找一种安身立命的方式――职业。可以说，人对于职业的态度集中反映了他生命自觉的广度、深度。历来人们对于“职业”的理解可说千差万别，尤其是在当代，我们有多少人把职业技术化、功利化、工具化了！又有多少人对职业缺少了温情和动力！甚至又有多少人把职业看作人生的“枷锁”和“束缚”！我们不妨看看韦伯的观点，韦伯认为“业”（Beruf）是一个伦理概念。业具有“使命”的含义，不是养家糊口的饭碗，而是作为“使命”的职业，是“伦理之业”――“天职”。[3]无独有偶，1789年5月26日，席勒在耶拿大学举行的《何谓世界史以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主题演讲中提出了一对针锋相对的概念：“面包学者”（Der Brotgelehrter，也有译作“利禄之徒”）与“哲学之士”（Der Philosophischer Kopf）。[4]这里的“哲学之士”与韦伯所谓“以学术为志业”的大学教师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结韦伯和席勒的观点，所谓“志业”，就是听命于某种神圣的召唤而进行的一场生命实验。[5]不可否认韦伯关于职业“奉召”、“使命”、“天职”等论述带有浓郁的基督教背景，但是他将职业视作“伦理之业”，要求从业者遵守心中“道德律”的看法不仅提升了职业的意蕴，而且让“职业”与“生命自觉”融为一体。 　　从生命自觉的角度看教师职业，那么这种职业如鲁洁先生所说究其实质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相互对接与交融，也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互摄养”[6]。教师职业同时也是以自身的生命之光点亮另一个生命的光辉历程，是生命与生命一起走向敞亮。通常情况下，人们把教师职业的生命自觉概括为作育人才的社会责任与使命――“这种责任与使命的核心是‘教育爱’，包括对教育事业的爱，对学生的爱以及教育人道精神”[7]。 　　回顾潘懋元先生80年从教经历，不能不说他将“教育爱”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高等教育学?从生命自觉、学术自觉到文化自觉 　　一是体现在将“兴趣”和“理想”结合，对自身教师身份的高度认同。这既体现在潘懋元先生在“文学”与“教育”之间的取舍①，也体现在“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反思②，但归根到底体现为他对教育事业的挚爱和对“教师”身份的珍视――他坦言在旧社会，学教育、当教师是不吃香的，因为既不能当官，又不能发财。但潘懋元先生却认为自己“学到了最有意义的知识，找到了最有意义的职业”[8]。潘懋元先生在15岁于树德小学初涉讲坛，后在锲金小学第一次正式成为小学教师，从此开始了80年不间断的教师生涯。回顾这80年的从教经历，他说这“不是一条虚线，而是一条教师生活绵延不绝的实线”，而期间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原因，他一度远离讲台担任教学行政工作，但是那种“没有直面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