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和市民.docVIP

国家、市场和市民 　　【摘要】国家、市场和市民是吉姆?麦圭根观察文化政策中权力博弈和力量对比的三种话语。梳理1993年市场化改革以来的电影政策――国家话语始终处于基础地位但表现形式发生变化，市场话语强势凸显，市民话语若隐若现。话语的变迁也是中国电影政策调适的主线，是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唯有遵循三种话语的矛盾统一性、坚持产业进程中的动态平衡才能实现良性、持续发展。 　　【关键词】电影产业促进法；政治话语；市场话语；市民话语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电影总票房为440.69亿元，同比增长48.7%，位列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艺恩数据显示，2016年截至11月8日，中国电影总票房仅为388.6亿元。在经历了连续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电影市场略显疲软。 　　关于“当下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的争议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中国电影产业正在迎来转型提质的关键期。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历程做出回顾、总结和思考对于下一步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2016年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电影产业促进法》，于2017年3月1日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电影产业正式进入法治时代。事实上，政府主导和政策推动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内容产业典型领域的电影行业尤其如此，因此电影政策可作为产业总结回顾的切入维度，特别是在《电影产业促进法》通过的当下，既是对产业政策本身的审视，也是对产业发展历程的观察。对中国电影政策历时性梳理的现有研究多从发布机构、主要内容等进行研究或者聚焦某一行业，如唐建英考察了中国电影制作扶植政策的演进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其他国家扶植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刘阳聚焦1976年至1993年间的中国电影，基于电影政策历时性分析的视角，对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领域的体制变动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分析。 　　本文认为，较之传统产业政策，文化政策更具复杂性和矛盾性，因此在政策梳理之外还应深入其内部窥探各种力量关系的博弈，唯有如此才能对政策的变动进行深度把握。胡惠林论证了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的矛盾和一致；刘阳通过对17年的电影政策解析得出其“政治至上”的特性；张磊、胡正荣建立了宣传导向、商业导向和艺术导向三个驱动力构成的政策模型，对1986年影视合流后的29项中国电影主要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以上研究均为本文提供了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电影政策几度更迭，发布主体也较为复杂，政策层次既包括产业整体性政策也包括制片、发行放映等专门政策。为使文章论述更为聚焦，本文选择1993年至2016年为区间，考察自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以来的政策变迁动向。以电影政策为主，专门政策扶助，引入吉姆?麦圭根的三种文化政策话语也即国家、市场和市民，运用话语分析、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电影政策的变迁规律及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一种观察视角。 　　二、文化政策的三?N话语及其矛盾统一性 　　话语最早是语言学中的术语，“在语言学中，话语有时用来指口头对话的延伸部分，以便与书写文本相对照”[1]，“话语概念在20世纪中逐渐从语言学领域扩展到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学批评等……借用了语言学中话语的‘语言的运用’的含义，但是突破了语言学的界限”[2]，其中尤以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最具代表性。吉姆?麦圭根的论述中也转引了罗伯特?杨格对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的评论，认为“他的评论（‘话语的效果’就是‘使人不可能在话语之外去思想’）显示，话语调控、排除程序、理性和真理、内在管制和应用条件的力量是如何运作的”[3]，对于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有不同的理解。本文认为将话语用于文化政策分析，强调的是话语所具有的功能性和导向性，三种话语即国家导向的建构、市场导向的建构和市民导向的建构，其益处在于为聚焦政策内部权力关系、力量博弈和优先顺序提供视角。 　　（一）文化政策中的三种话语 　　吉姆?麦圭根在《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一书中将文化政策话语分为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市民/交流话语，并称“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话语都界定着真实的世界，决定着动因和主体、生产者、消费者、市民和中介在文化领域的话语空间里所处的地位”。[4] 　　“文化政策是文化的政治表现形态，是国家形态下人类有意识的、自觉的文化统治行为和文化政治行为，反映的是一定阶级的文化利益、愿望、要求和目的，体现的是国家的文化意志”。[5]由此可见，文化政策中的国家话语是必然存在的：对外主要指输出国家意识形态、增强文化影响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对内主要包括为政治目标营造舆论氛围、以政治立场作为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