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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庇护连带下的高职大学生就业逆向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 基于大学生就业逆向选择行为影响理论文献，致力于调查分析家庭庇护连带下高职大学生就业逆向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采用实证方式检验影响作用机制理论假说。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因素对高职学生就业逆向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作用；而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的资源，起到关键中介调节作用，且人力资本在家庭资本如何影响就业逆向意向形成的关系网络中起到缓解作用，因此，要降低就业逆向意愿形成，促进正向就业意向。 　　关键词 家庭庇护；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就业逆向选择行为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23-0064-05 　　当前，处于产业转型、社会转轨、改革深化的特殊时期，就业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源配置格局不断被打破已成为高职大学生就业的新常态。在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家庭和学生构成的就业治理生态圈中，与工作求职苛刻环境相比，家庭环境往往成为高职大学生就业的避风港，家庭关系网络、经济因素、家庭价值取向等家庭环境要素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高职大学生就业行为系统中，尤其是家庭庇护连带对高职大学生就业正产生深远的影响。高职大学生原本可能有就业适应性和自信性等正向就业行为，但由于家庭庇护连带形成的家庭依赖会导致其产生就业恐惧回避、内心焦虑、自负自大、盲目急躁等就业不适应性问题，且面对求职中种种条件限制，因而萎靡不前，心生恐惧，视工作为雷池，不敢踏进半步，形成“就?I逆向选择”问题。另外，高职大学生就业群体规模持续增加投射到刚性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体系上造成的冲突力，持续诱发高职大学生就业意愿萎靡低落和就业拒绝，使得高职大学生群体易受到家庭庇护而造成一系列人才浪费、就业低效和就业治理危机。为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高职大学生就业逆向意愿的分析，探寻影响高职大学生就业逆向意向形成的因素机理，以期为解决家庭庇护连带背景下就业逆向困局提供研判举措。 　　一、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基于家庭环境多维视角对大学生就业影响问题展开研究[1][2][3][4][5][6][7]，理论研究体系和实证验证过程比较成型，但研究多注重于家庭环境单一主体变量，而忽视了更多参与主体变量的复合协同治理，多关注家庭环境多个因素对高职大学生就业效果影响，而对家庭庇护这一新环境变量因素引致的大学生就业逆向表现及其内在生成机理缺乏研究，尤其是从家庭庇护视角研究大学生就业逆向行为及其调适治理问题更为匮乏。所以，高职大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的一种就业群体类型，更强调职业技术和生产实践的融合，更好更快融入到生产实践中，而家庭元素的庇护参与及科学合理引导行动直接关系到高职大学生的就业导向、就业方式、就业效能等关键问题。据此，本研究联结家庭庇护这一行动与就业逆向行为两个对象，探求和破解高职大学生就业选择和家庭庇护的内在关系机理。 　　在不同的家庭资本类型下，高职大学生就业的逆向选择有较大差异，高职大学生的人力资本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人力资本反映了重要的技能和知识指标，其人力资本不足，造成对就业自卑、逃避的心理，引发就业自信的缺乏，拉低了就业的积极性，造成消极就业的心理和行为。基于上述分析和论断，本研究提出相关的理论假说如下： 　　假设1a：基于家庭社会关系在就业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家庭社会资本与就业逆向意愿呈负相关。 　　假设1b：为了有效缓解就业压力，高职大学生的人力资本与家庭社会资本庇护下的就业逆向意向呈负相关。 　　假设2a：基于家庭文化资本对就业具有引导作用，家庭文化资本与就业逆向意向呈负相关。 　　假设2b：由于对自我与外围环境认知不准确，其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下的就业逆向意向呈负相关。 　　归纳总结以上假说，实际上不同层面的家庭资本导致了自负、自卑等不同的就业逆向心理，且这些家庭资本如何影响到高职大学生就业逆向意向，存在着关键的中介调节因素――人力资本。高职大学生人力资本的替代效应，成为家庭资本最终如何影响就业逆向选择的关键因素。 　　二、问卷设计和调查实施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核心概念“家庭资本”进行测量。家庭社会资本主要包括父母的职业类型和家庭收入。父母的职业类型划分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以及私营/民营/个体企业、外资/合资机构等类型。而家庭收入则将家庭最近一年的总收入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划分为高收入阶层（3万元以上）、中上收入阶层（2～3万元）、中等收入阶层（1～2万元）、中下收入阶层（0.5～1万元）和低收入阶层（0.5万元以下）5个阶层。文化资本则以父母文化水平和工作期望值度量，父母文化水平则以受教育程度来度量，而工作期望的刻度范围从“非常高”“比较高”“有点高”“一般”以及“不高”5个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