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至1860年西学对中国文化影响与中国翻译学.docVIP

1840年至1860年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中国翻译学 　　摘 要：1840至1860年，承明清之科技翻译，启近代之西学。此期，西学在普通人士及民间广为传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在分析19世纪40至60年代西学对中国文化产生利与弊的影响之基础上，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传统翻译理论，提出保存和疏导中国传统翻译观并汲取西方翻译理论之精华，在中国传统译论的诸多问题上力求达到一种“和谐”。 　　关键词：西学 影响 传统 和谐 　　一、引言 　　经过千年的佛经翻译，中国汉化了印度传来的佛教；18世纪末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无心插柳，却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科技，使西学对中国文化产生明显影响；但是，雍正后清朝统治者驱逐传教士，推行闭关政策，西学东来之道遂阻，直到鸦片战争后，西学又复东渐。1840至1860年西学的传播，承明清之科技翻译，启近代之西学；它从中外文化交流的侧面，反映了中国与近代世界联系的初步建立。虽然此期西学传播还只属于滥觞阶段，其广度与深度极为有限；但重要的是，与明清之际相比，它出现许多新的特点。明清之际的西学只是皇家装饰，或在少数高级官吏中流传，与民间无关，因此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并不特别显著。此期的传教士拥有前所未有的新的传播手段：报刊、印刷所、学校、医院和图书馆等，又使西学在普通人士及民间广为传播。一时间西学变得更具生命力，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有学者就曾这样评价近代的西学翻译：“我国翻译史上有三次大的翻译高潮：一是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二是明末清初的自然科学翻译；三是近代的西学翻译。”（郭延礼，武润婷，中国文学精神（近代卷），184）西学与民间士人结合，形成了与明清之际西学传播迥然不同的流向，由此开始的西学传播具有显著特点。 　　二、1840-1860年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五口及香港等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近代化的文化设施：报刊、印书局、图书馆、洋学堂、医院，它们成为西学传播的有力媒介。 　　据印书局出版的著译考察，1840-1860年的二十年间，西人在华的著译有关史地科技的约二十八种。与明清之际近三百年间耶稣会士的著译相比，西学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此期西学书籍的数量虽不足观，但它涉及了包括天文、数学、力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化学、光学、医学等广泛的科学领域，大致勾画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近代世界科学正向专门化深入的态势。就二十八种著译所介绍的西学深度而言或补明清耶稣会士的缺漏，或传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有力削减了因人为阻断所造成的中西文化间的长久隔膜。所以，这一批著译，承先启后，是鸦片战争后沟通中西文化的津梁，随嫌纤小但无疑却是崭新的。国人眼前展现的已非明清间西学旧观，而是如伟烈亚力所言，乃“非昔可比”的西方“新学”（《代数学序》）。 　　（一）积极影响 　　此期，西学的传播主要集中在地理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几个方面。中国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学的自觉观念”的传入。以上西方著译的传入，使中国的官吏及广大民间士人有机会接触新知识，而科学的自觉观念的传入，更使得他们意识到了新知识的重要性和它们所带来的巨大动力，因此主动寻求知识的现象在此后的时期屡见不鲜。并且，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认为一切成果“拿起来就能用”而不加辨别，相反，他们开始注意这些“成果”的原理。“此种科学自觉的观念、见解和意绪，在此期著译中得到了强调。这主要表现为译著者着意突出技术成果的科学原理，各门学科间的内在联系，掌握科学的应有方法和对科学发展广阔前景的展望”（冯天瑜，《中国文化的特征》）。 　　（二）消极影响 　　此期的西学，在给中国带来西方先进科技和异域文化的同时，也自有其弊端。传教士“醉翁之意”不在此，在乎传教也，“而均以实学为之媒介以自重”（戈公振，中国报业史，112）。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事实上翻译在利玛窦眼中只是一个工具，实现他宗教渗透的工具。”（屠国元，王飞虹，2005）此点上他们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同，“医院、学校及其他种种基督教会之所举设，盖莫非此慈善动机之表示，与此慈善动机密相联合而得以另为表出之者，则为传教者之欲以基督教义灌输于非基督教徒之团体中，或即以此为一在自身上有价值之目的，或则藉此为更猛进的传道之预备”（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28）。洋学堂、印书局、医院都只是他们为实现其目的的具体设施，即使不是直接传教，也是一种笼络人心或让人们减轻防范意识的迂回方式罢了。 　　（三）保存和疏导中国传统翻译观 　　千年的佛经翻译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也没有把中国人变成西洋人，1840年至1860年的西学思潮也一样没把中国人变成别的什么人。“中国的基督教已经‘中国化’了。过去流行的‘多一个基督教徒，少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