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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影响经济增长非线性特征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我国1997-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借鉴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模型，探讨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FDI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显示：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呈现出倒“U”型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城镇化水平超过特定的门槛值时，FDI与经济增长才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另外，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放缓。 　　关键词：FDI 城镇化 经济增长 门槛效应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佳绩，经济增长迅速，并逐步崛起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与经济增长高度协同的FDI也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4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3年中国在全球FDI流动中表现不俗，全年吸引外资达123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3%，居全球第二位。 　　从理论层面看，FDI不仅满足了东道国资金短缺的需求，而且为东道国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FDI会以不同的路径影响着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即表现出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首先，对于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获取大量的资金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能否取得足够的资本依赖于吸引外资的成功。其次，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的更新是保持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向好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技术的扩散可以通过FDI的溢出效应实现，这正是发展中国家重视吸引FDI不容忽视的因素。 　　相关文献综述 　　从实证层面看，国内外学者进行经验分析大多都认可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Patti和Navarra（2009） 通过双方程模型验证了FDI是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工具;Clark（1998）认为FDI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条件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即FDI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加速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的学者也对此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赵娜和张晓峒（2008） 采用VAR模型研究了FDI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FDI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技术溢出、制度变迁、资本积累等6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姚树洁等（2006） 从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视角证明了FDI能够提高国内生产的技术效率，加速国内技术进步，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到肯定。 　　但是，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非是无条件的，一些研究发现FDI能否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Borensztein et al.（1998） 选取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近20年的FDI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与国内投资相比在技术转移和溢出方面效果更为显著，但是东道国只有在人力资本存量达到并超过某一门槛值时，FDI才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王成岐等（2002） 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地区层面，东道主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及政策因素都显著地影响着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借鉴这两篇文献，值得思考的是，与FDI密切相关的城镇化是否也需要满足某一条件才能使FDI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众所周知，城镇化的过程需要注入大量的资金，FDI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FDI与城镇化水平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吸引外资规模较大的地区其城镇化水平也是比较高的（蒋伟等，2010）。反之，城镇化同样也会通过集聚效应、市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影响FDI的流动方向。 　　一方面，城镇化在空间上能聚集更多的厂商和劳动力，通过生产要素集聚使劳动力成本及交易成本下降，更为重要的是集聚过程中引起的知识外溢效应能提高本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这会影响FDI的区位分布。另一方面，城镇化在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集聚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经济系统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能够大幅度降低，从而吸引外资流入。可见，城镇化水平影响FDI的吸收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那么，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逐步加深，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是一成不变的吗？ 　　本文试图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贡献：一是，通过文献的汇总整理，发现更多文献在单独研究FDI与经济增长、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FDI与城镇化是并肩齐驱且相互依存的，关于以城镇化为基准研究FDI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鲜有文献涉及。二是，大多数实证文献事先假定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线性关系，这与现实脱离，同时导致模型设定有偏误，因此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本文以城镇化为门槛变量，建立门槛模型研究FDI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门槛回归模型的设定 　　Hansen（1999）提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其建模的目标是搜索系统中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