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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编辑困惑与思考 　　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化，出版竞争日益激烈，出版社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等诸多现实问题。作为一名在新世纪才从事出版工作的年轻编辑，在践行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困惑和一点儿肤浅的思考，现就九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出版理想与生存现实的压力 　　 　　说到出版理想，回避不开近现代的商务印书馆，它从一开始就把自己与传统的出版业区分开来，公开标明自己的近代企业性质。但作为生产文化产品的企业，商务印书馆在处理文化与商务的关系上，首先是文化的，是文化的商务。商务印书馆“做文化”，一是出书与刊物，一是出人才。同时，商务也成就了如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文学、编辑大家。 　　由商务印书馆而反观时下的出版业，似乎多是在强调“做商务”，强调码洋，念的是生意经，一线编辑考虑的多是出版的经济效益。白进入出版社那天起，从社领导到一般同事，谈得最多的是两个效益。选题的理想状态是能获得两个效益，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或者说并不是个别编辑特别是年轻编辑所能做到的。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简洁的说法是，要么能获奖，要么能赚钱。 　　图书能获奖是一个编辑梦寐以求的事，而获奖，特别是获得中国图书三大奖是要有相当多条件的。如要求选题能在某方面填补空白，或有重大影响，往往是比较大的出版工程，需要投入相当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一般是非经济实力强的出版社而不可为的。客观地说，有不少出版社是为了能获奖而冲奖的，所下的工夫可谓不遗余力。而事实上，图书的获奖与其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量是不成正比的。 　　既然获奖极其困难，那么赚钱成为天经地义之事，尤其是在市场竞争加剧、出版社面临生存之虞的境况下，赚钱成为编辑的第一要务。因此，能否赚钱，有没有经济效益，成为编辑选取或策划稿件的首要标准，或者说成为出版社衡量一名编辑能力大小、优秀与否甚至合格与否的重要参考指标。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引下，那些思想、学术价值高或者经典、有品位的选题，因为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往往弃之不用；而那些品位不高但因为有明显的、现实的经济效益的选题，如消遣娱乐的、“星事”的，却得到编辑的青睐，一再出版；甚至于那些不健康的或者有害的，因其有巨大经济效益的选题，如凶杀暴力的、色情的甚至反动的，有些出版者却挖空心思打着“擦边球”偷偷地出版。 　　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者考虑出版物的经济效益也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一味地以经济效益来衡量的话，则容易落人惟利是图的泥淖，将不利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 　　 　　出版专业分工与出版方向的混乱 　　 　　出版专业分工是新中国出版业的一个特色。在相当长时期内，各出版社是严格遵循这种专业分了来进行出版生产。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随着出版生产力的发展，出版业竞争态势的凸现，先前各出版社按专业分工生产而相安无事的状态已不复存在。 　　因为自己出版社的专业分工是非教育类的，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专业分工将我们限制死了。人家是‘富矿’，自己是‘贫矿’，如何能共同面对市场公平竞争?”客观地说，出版资源确实存在着地域分布性差异和专业性差异，专业性差异表现在选题资源、销售领域与渠道、在整个市场中的份额等。 　　因为受到束缚，出版者想方设法通过“变通”来突破专业分工的限制。从出版管理者角度来说，手中掌握着选题审批权，但当面对着出版者要生存的呼吁声甚至哀求声，往往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或者说对于那些“变通”之术，往往也束手无策，让出版专业分工这一政策形似一纸空文了。因此，出版管理者也处在两难境地，在一时还难以找到合适的、强有力的分类指导措施之前，出版专业分于似乎已成为了一块“鸡肋”。 　　 　　出版繁荣与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大发展，国民的文化需求显著增长，加之文化体制改革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出版生产力大大地解放了，出版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出版物的品种、数量、规模、造货码洋、销售利润、技术能力与生产速度等方面，较之以前有了成倍的增长。这种局面足以让我们欢欣鼓舞。然而，不难发现，繁荣的背后掩藏着粗放式生产经营的问题，走的是一条非可持续性发展之路。 　　这种粗放式经营首先表现在出版物品种多，印量、销量少。据统计，我国每年都有十几万种新书出版，而绝大多数品种的印量非常少，销量就更小了。书店等销售部门往往是每年只向出版社要新品种，而不管每个品种的销量有多大。其次，再版重印的少。一般地，一个版本是以一种形式一次性印刷出版而结束其寿命，再版重印的机会非常少，当然，那种以防止退货风险而小批量多印次的出版形式不在此类。再次，重复出版的多。 　　其实，我们可以从出版物的生命周期的分析中透析这种粗放式经营问题。出版物的生命周期包括出版物生成制作周期，销售周期以及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