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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人性魅力解读 　　[摘要]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并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所贯彻。亲亲相隐之所以会成为中西法文化的共同特征和共同选择，是因为这一制度符合人性的需求，体现了“仁爱”的人性自然亲情，是“孝道”这一基本人性在法律制度中的具体表现，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在继承、改造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的亲属拒证权。 　　[关键词]亲亲相隐　伦理　人性　亲属拒证权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6-0046-06 　　伦理道德与法律规范、维护伦理与遵守法律，两者之间经常会存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当两者出现矛盾和冲突时，如果只维护伦理道德，必然会违背法律规范，而如果仅捍卫法律，则很可能会亵渎伦理，此时，应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关系?对此问题的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通过宗教、道德、法律进行过认真的探讨，有过不同的成果。该成果在中华伦理、中华法系中重要的结晶之一就是亲亲相隐，亲亲相隐制度作为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伴随了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全过程。整理研究这一人类文明的财富，充分发掘其蕴含的人性魅力并进而指导我国亲属拒证权的重构，对我国的立法、司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亲亲相隐”的历史流变 　　关于亲亲相隐的思想，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孔子最先提出的。《论语，子路》中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由此可见，在对待父亲偷羊这一问题上，孔子认为“儿子容隐，正直即包含在其中”。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则进一步推动了“父子相隐”的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父子相隐的思想。《孟子，尽心上》中记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沂然，乐而忘天下。’”这些言论明确将“伦理功能”置于“政治功能”之上，赋予了亲亲相隐以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于亲亲相隐的一般认识。我国历史上最早在法律中规定亲亲相隐的是《秦律》，其中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但秦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只能说亲亲相隐的思想在律法中有一定的体现。 　　汉朝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天下”，这使得儒家思想的地位日渐得到提升并最终完成从学术思想上升为国家法律、从制度边缘走向制度中心的转变。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汉宣帝在其诏书中明确指出：“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但此时的亲亲相隐是建立在身份的不平等关系之上的单向度的容隐，强调家庭关系中卑幼对尊长应尽不予以告发、揭露的义务。及至唐代，基于“屈法以伸伦理”的观念，《唐律疏议》确立了同居相隐不为罪原则，其容隐的范围较汉朝进一步扩大，形成了完备的规范系统，《唐律，名例律》第46条对亲亲相隐制度的原则作了如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摘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为了落实亲亲相隐制度的基本原则，《唐律》还在其他相关条文中对亲亲相隐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唐律疏议》对该条也作了极为详细的解释。至此，亲亲相隐在唐朝由伦理而至法理，法律与伦理真正实现了水乳交融。唐朝之后，宋、元、明、清的容隐制度基本沿袭了《唐律》中的规定，特别是在明朝的相关司法判例中，甚至连谋反罪也须隐，其容隐义务可以说较唐宋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末民初，剧烈的社会变革促使两千余年的封建法制轰然解体，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导致法律大规模的改革，中华法系的特征大多消失，但是亲亲相隐制度却在革去原有的尊卑差别之后保留了下来，特别是我国传统亲亲相隐和西方亲属拒证权相结合使得此时的亲亲相隐制度更趋合理。此后，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先后在1928年、1935年两部《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详细地规定了亲属拒证权，并在实体法《中华民国刑法》中作了相应的配套规定。至此，我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完成了其近代化转型，亲属拒证权制度正式得以确立。 　　由此可见，在我国历史长河中，亲亲相隐制度一脉相承、经久不衰，该制度最初设立的宗旨在于维护社会伦常纪纲，此后为尊长亲亲相隐的法律义务始终占主导地位，有时也会兼顾对卑幼亲属的容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