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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法律思想缺失对社会影响分析 　　摘 要 “亲亲相隐”法律制度体现着法律对人类亲情伦理的维护，有着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作用。然而，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却全面否定了“亲亲相隐”这一法律思想，反而呈现出“大义灭亲”的法制理念。在法律对人们“大义灭亲”的要求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具有亲密关系的亲属相互告发犯罪或因为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犯罪而被判入狱的情形。这不仅彻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亲情，也导致家庭失去和谐，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动乱。 　　关键词 亲亲相隐 窝藏包庇 伦理道德 法治理念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纵观我国古代法制史，历朝历代的法律都多多少少地存在着与“亲亲相隐”类似的规定。该思想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被付诸于法律之中得到法律化，在唐朝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法律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变法，清末变法后，虽然大多数旧有的法律制度都消失了，但是“亲亲相隐”制度却在这次变法中幸免于难，只是被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但是，这个在清末变法中幸免于难的法律制度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立法过程中烟消云散，至今没有再出现。 　　在如今“亲亲相隐”法律思想缺失的情况下，我国整个社会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明显的体现在司法及伦理道德方面。 　　1“亲亲相隐”法律思想缺失的立法体现 　　在实体法方面，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明知道对方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还向其提供用于隐藏的处所以及财物，帮助其实施逃匿行为或者向有关部门提供虚假证明对其予以包庇的，应当被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情节严重的，将被处以三年以上到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在作为我国刑法一般原理规范的刑法总则中，并没有对犯罪行为人的“亲属”这一特殊主体作特别的规定，也没有赋予其特别的权利。因此，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来看，只要进行了窝藏包庇的行为，不管行为人与被窝藏包庇者之间有着何种特殊的身份关系，不管行为人是出于何种人类情感的驱使，一律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亲人之间的相互容隐被法律予以了明确的否定。 　　程序法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强调任何公民都有作证的义务。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只要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义务作证。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只要发现有犯罪行为的发生，或者发现了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就有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告知公安司法机关。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在公安机关或检察院的要求下，都有义务向其提交与案件有关的证据。由此看来，亲属容隐不仅在我国实体法中被明确予以否定，在程序法中也是受到否定的。也就是说，无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有着何种特殊利害关系，只要知道了案情，就有了举报和作证的义务，不得对犯罪行为人进行窝藏和包庇，否则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之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之外，证人在经法院通知之后没有正当理由不予出庭作证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该规定可以视为我国大量学者对“亲亲相隐”法律思想“回归”的呼吁所取得的一定成果，明确了在一般刑事案件中，配偶、父母、子女有权拒绝出庭作证。 　　2“亲亲相隐”法律思想缺失对司法领域的影响 　　从国家司法权的行使来看，刑法第三百一十条，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和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无疑是维护国家司法权有效行使的最好途径。与犯罪嫌疑人羁绊最深、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与其共同生活的亲人，能够首先查知犯罪嫌疑人在进行犯罪活动后所表现出的一些不正常举动的无疑也是其共同生活的亲人，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受到司法机关缉捕而走投无路时唯一能投靠的无疑也只有其亲人。有了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帮助，国家司法权的有效行使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正是这种“大义灭亲”的法治理念的盛行和“亲属容隐”法律思想的缺失，导致了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在法律和亲情之间面临着双重的拷问：一方面是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刑法的拷问；另一方面是出于亲情伦理道德价值观的良心的拷问，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苦不堪言。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配偶、父母、子女有权拒绝出庭作证，但在对亲人施加巨大压力的取证结束之后，赋予其拒绝出庭的权利，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及对社会基本伦理关系的维护，但是这所谓的体现及维护只是微乎其微的一部分，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将一个人的四肢尽数折断之后为其温柔地贴上一个创可贴。试想，这样的温柔有谁能够接受。 　　由于我国“大义灭亲”式的刑法规定，人类的亲情受到了极大破坏，家庭和谐也面临着莫大的危机。 　　湖北省新华地区一个十九岁的村民涉嫌犯抢劫罪被警方予以逮捕。他的母亲知道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会被判处死刑之后，便想到了用自己不满十八周岁的小儿子替换其大儿子，以避免死刑判决。她找到了村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