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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元规则分析及其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术 　　摘要　在辨析“义”、“利”内涵的基础上，从元规则层面探寻了“义”、“利”的本源，将“义”“利”规则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进行了分析，得出“驱利”以构建激励体系，“尚义”构建群体协调机制，“义”、“利”平衡互动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结论。 　　关键词：义利观　元规则　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一、“义”、“利”辨义 　　 　　(一)义 　　“义”，最初为“仪”的本字。《说文解字》云：“义，己之威仪也”。甲骨文中的“义”字，书作“义”，字形是把羊头放在长柄的三叉武器上面，从而表示一种“成仪”(显示威严的礼仪)。从“己之威仪”的本义出发，义被引申为“仪容”、“仪表”之义。如《汉书?高帝纪下》：“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 　　“义”解释为“宜”、“适宜”，为后起义。东汉刘熙所撰《释名》中《释言语》云：“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从“宜”、“适宜”这种“宜于时世”、“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含义出发，“义”被引申出“善”义，成为道德观念。《诗-大雅?文王》云：“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老子》云：“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王弼注：“仁义，人之善也。”《淮南子?齐俗》云“为义者布施而德。”因此可知，“义”的内涵在殷周之际主要代表威仪，而在春秋战国后则基本确定为道德之善。 　　(二)利 　　“利”字在甲骨文中书作“利”。字的左面表示成熟了的禾，穗子垂下；右面是一把刀。整个字表示“挥刀割禾”之义。“禾”和“刀”之间有三个小点，表示在收割时，谷粒脱落的样子。用刀割禾，说明刀的锋利。《说文解字》曰：“利，锸也。从刀；和然后利。”这里的“锸”(xin)就是“锋利”的意思，但这里的“和”应读作“he”，即“应和”的“和”。“刀”与“禾”相互触及应和，刀或犁的锋利立即令人感知。“刀”或“犁”是否锋利，涉及到人们的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这便是“利益”所在。“利”的含义在春秋战国之前，基本上都是在其本义上使用，多被定格为吉利、吉祥之意，而之后则有两种规定：一是经济意义上的财货之利，二是与义对应的伦理道德上的规定，即利益、事功等方面的价值追求(徐秉义，2004)。《尚书》云：“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利者，民生所不可无者也。”此处之“利”指利益，尤指物质利益。 　　 　　二、传统“义利”之争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形态激烈变革，西周以来的典章制度遭到彻底破坏，物质利益关系的变动激发了其它社会关系的变化和人类新观念的产生与转换。为恢复社会秩序的理想，孔子给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人格价值评判标准，开“义利之辨”先河。孟子继承并发扬这一观点，逐渐形成了儒家主流派的经典思想――重义轻利说。此后，随着历代封建王朝的不断变更，意识形态上也不断发展变化，几经转换，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再到宋明理学，最后到清代朴学，儒学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未变，只是内容构成方面各有千秋，甚至在某些观念形态上突破了孔孟儒学本义的极限，“义利之争”被上升为“天理人欲”之辨，“义”、“利”被完全对立起来，成为宋明理学的基础性命题(程立显，1999)。先秦时期，与儒家“重义轻利”相对应的，还有墨家以“兼爱”为中心的“贵义尚利”和道家“义利双弃”的独特义利观，以及法家的“以利为义，以法制利”论。各家各派基于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围绕“义”、“利”关系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辩，如两宋时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义利之辩”就颇为激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的沉淀之下，“义”、“利”评判价值观念被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融入到治国与民众日常生活、日常行为具体细节之中，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价值观念标准和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特征。纵观历史，“义利之辩”实质上是社会变革、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结构调整的直接反映，其核心就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在为创造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机制寻求理论依据。因此，各种思想流派之间的“义利之辩”虽然激烈，但是在义利问题的思考与寻找社会有序运行的价值依托紧密关联这一点上却是殊途同归。 　　“义利之争”在西方历史上同样源远流长，其发展主要以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与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等学者两派分持的“义利之争”――中世纪“禁欲主义幸福论”、文艺复兴“人权论”之争――以康德、霍布斯等为主要代表的近代资本主义义利思想之争为时间路线。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是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强调个人需要和利益的满足，称为“目的论”的义利观；一是从人的理性本质出发，强调人的精神需要的实现和满足，重视道德和精神价值，被称为“义务论”的义利观。将中西方义利论进行对比，除去西方宗教色彩，“义务论”与“重义轻利”“目的论”与“贵义尚利”等等相比较，可发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