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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80年思考中日关系中社会文化与文学 　　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日本社会文学会联合举办、清华大学东亚文化讲座协办的“‘九一八’事变80年：思考中日关系中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9月18日在北京召开。中日双方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主持。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和日本社会文学会代表理事大和田茂先后致辞。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韩东育做了基调报告。 　　小森阳一认为，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应该重新认识历史。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分析。小森指出：从历史上看，日本战后的核能政策是美国政府和中曾根康弘等一批。日本政治家共同推动的结果。美国认为让经历过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日本国民接受核能发电是日本和平利用核能战略不可欠缺的步骤之一。为此，需要模糊美国投掷原子弹的责任，弱化美国曾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印象，引导日本人将日本的复兴和繁荣寄托在和平利用核能上。在这方面，中曾根康弘和担任读卖新闻社社长的正力松太郎等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出现的两个情况也要求日本人重新审视历史。其一，关于历史教科书的问题。2011年3月末，育鹏社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和公民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科学省的审查，其采用率大幅提高，分别为2001年的92倍和69倍，如此高的采用率是前所未有的。其二，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美国没有发挥同盟者应当承担的责任，没有积极参与救助包括福岛第一核发电站事故在内的东日本大地震海啸灾害中的受灾者。事实上，日本人过于相信美国的核保护伞了。 　　韩东育从东亚的视点梳理了中日关系的历史。他认为：前近代中日关系的基础是华夷秩序，然而华夷秩序并不是永远不变的，也存在相互更替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各国对中华的模仿和各国间的竞争，并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和以高句丽为中心的小中华体系以及以日本为中心的反对小中华的体系。近代之后中日关系的基础由华夷秩序体系转变为条约体系。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对等意识淡薄和充满偏见的弊病，两国应该抛弃偏见，树立平等的意识，形成东亚中的中国、东亚中的日本、东亚中的中国和日本这样的认识，吸取前近代的教训，相互尊重，携手共筑良好的中日关系。 　　与会学者还从社会、文化和文学的视角，对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做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一　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崔世广从中日相互认识的视角，梳理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国民相互认识的变化过程。他认为，邦交正常化以来，以冷战结构崩溃为一大转折点，中日关系经历了从接近到友好、再从冷淡到恶化的过程。近年来，中日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存在着“中日相互认识与中日关系有直接关联”、“对对方的负面印象居高不下”、“中日相互印象存在相对固定的结构”、“‘期待’与‘戒备’心理并存”等基本特征。要改善这种状况，既要求两国媒体加强自律，全面、客观地报道对方国家的情况，还需要两国理性地面对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加强两国文化和人员交流，发掘和培育共有文化，推动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林少阳从日本后现代思潮研究的视角，论述了日本后现代思潮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认识。他认为，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后现代思潮与90年代的政治保守化现实不无关系，而其之所以能成为“历史认识”的理论，一部分是由于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新的理论框架下批判性地继承了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战后近代主义者对作为加害国“日本”的问题意识。秋田县立大学教授高桥秀晴则从人物史的角度论述了日本人小牧近江在法越和平谈判过程中与法国、中国、越南的关系，认为虽然小牧近江等人推进的法越预备协议所带来的和平很短暂，但日本人为了越南的独立与和平所作的贡献是应该被记住的历史事实。佐贺大学院博士肖东元通过分析永井荷风的作品指出，在永井荷风“反国家思想”的外表下流淌着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永井荷风既是一位具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作家，又是一位反战的作家。南京邮电大学梅定娥博士从翻译学的角度，论述了日本占领东北时期中日文学翻译所反映的中日关系。她认为，在日本殖民地统治的结构中，民族的不平等也表现在语言的不平等上，具体表现在翻译作品中包含两大主题，一个是迎合时势的东西，另一个是翻译者想说而不能说的内容。这可以称为一种对日本殖民地政策的抵抗。 　　二　文学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富山大学教授金子幸代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为切入点，论述了日中两位文学巨匠森鸥外与鲁迅对妇女解放的贡献。金子幸代认为，森鸥外和鲁迅有着众多的共同点：都是学医出身而后从事文学；都曾致力于西洋文学的翻译、介绍，均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情有独钟；都曾经历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