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政策下侦查讯问标准问题探讨.docVIP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政策下侦查讯问标准问题探讨 　　摘 要：“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作为历史的产物，已无法适应现代国家法治理念的需求。“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在合理合法、平等对待、程序正义三个原则问题上存在明显缺失，从而显失公平。依此形势，我国侦查讯问标准的确立尤为必要，应当建立合法允诺标准、诚信司法标准、适度利诱标准、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标准，使我国侦查讯问实践更具规范性及可操作性。 　　关键词:显失公平；合法允诺；诚信司法；适度利诱；反对强迫自我归罪 　　 　　一、“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政策的特殊历史需求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在中国的司法机构随处可见，特别是公安机关的审讯场所与监狱的劳教场所。尽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句带有浓厚阶级斗争色彩的政治口号，但一直以来它都被视为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主流刑事政策。尤其在“文革”期间颇为盛行，它一度成为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武器，山呼海啸般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造就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之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被以政策的形式在司法领域沿袭，无数司法领域的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的产生多与此有关。［1］当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它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及改造犯罪分子问题上一定程度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从广义看，“坦白”即犯罪人向公安司法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犯罪事实的行为。从狭义看，“坦白”是指犯罪人被公安司法机关传讯或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行为。其本质是真诚悔罪；“抗拒”即犯罪人在犯罪以后，坚持犯罪立场，对抗公安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的强制措施，拒不认罪；“从宽”即量刑的宽大处理，具体应当包括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宣告缓刑，也包括不起诉等情形；“从严”指从重、加重处罚。［2］ 　　二、讯问中“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显失公平性 　　现代国家的法治理念即公平正义。其内涵包括：合理合法、平等对待、程序正义。 　　（一）讯问中“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合理合法原则的缺失 　　合理即行使自由裁量权合理，对于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应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及其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惩处，这是量刑的原则规定，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依据。然而，在我国刑事法律中并没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相关规定，因此从“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看，这一刑事政策是不合法的。它并非刑法的基本原则，也不是定罪量刑的具体标准。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从个人角度看，依照世界性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原则――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特权的原则，“坦白从宽”即引诱、“抗拒从严”即威胁。 　　（二）讯问中“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平等对待原则的缺失 　　在公平正义理念中，平等对待即排除特权与歧视。法律上的平等对待即不允许对任何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主体进行待遇歧视，反对给予同等条件者不同的待遇并排除特权。然而在实践操作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执行严重走样，由于我国“坦白从宽”的政策采取对于坦白者“可以”从宽，而非“应当”从宽。因此，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拒不认罪者被无罪释放，相反往往是坦白事实越多的犯罪分子，受到的处罚越重，正所谓“坦白从宽，牢底座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在历次“严打”斗争中，一般是不予考虑“严打”对象的坦白情节的。在司法实践中的，这严重影响了犯罪分子对这一政策的信心，这正是司法实践中的不平等对待与该项政策显失公平性的体现。 　　（三）讯问中“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程序正义原则的缺失 　　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和保障，它在缓解冲突、化解矛盾、满足需求、救济权利、制衡权力、限制任意性等问题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我们在追求侦查效益价值时不能忽视程序正义，这种效益是以充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前提的，而不能以当事人合法权益为代价，片面追求破案率、起诉率与审结率，否则即是程序的非正义、非公正。因此，它要求我们在侦查讯问工作中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权与辩护权。在实体与程序的较量中，遵循程序正义优先原则，在二者冲突时，应优先选择程序正义，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宗旨。 　　由于历史缘故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尤其是执法环节，部分执法人员片面追求事实真相，违反法定程序，轻证据、重口供，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部分办案人员随意曲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内涵，将拒不认罪作为刑讯逼供的借口，使之成为刑讯逼供的理由。执法随意性在实践中的泛滥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这一政策制定的初衷。 　　三、我国侦查讯问标准问题的探讨 　　（一）合法允诺标准 　　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