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原则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启示.docVIP

亲亲相隐原则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启示 　　【摘要】文章从“亲亲相隐”原则的历史发展入手，论证了在现有条件下该原则的价值所在，并以其价值为基石，对“亲亲相隐”原则对我国现行刑法可能的影响做出了若干尝试性的探讨。 　　【关键词】亲亲相隐；保障人权；程序价值；效益价值；容隐权利 　　 　　一、古今中外刑法制度中的“亲亲相隐”原则 　　 　　 （一）我国“亲亲相隐”原则的历史发展 　　 “亲亲相隐”是由“亲亲得相首匿”与“同居相为隐”这两项传统的刑法制度融合而成的。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孔子。孔子曾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1]但作为一项刑法原则，正式确立于汉宣帝年间。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倡导“春秋决狱”，率先在司法审判中开容隐之例。宣帝本始四年时，专门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匆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2]这一立法精神一经确立，即以其与儒家道德准则的和谐而永恒地成为不能动摇的传统，并为后世法律所沿袭。到唐宋时，“亲亲相隐”进一步扩展，推及同居亦可相隐。唐律关于容隐的规定，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规范系统。在《名例律》中规定了“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对“亲亲得相首匿”作了进一步发展，扩大了适用范围，其内容是“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3]宋刑统各例律第六卷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事实上中国历代法律不但鼓励相隐，而且从汉代起，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更有甚者历代法律还规定司法官员若强迫血亲相证犯罪同样也是犯罪，乃至外族统治的清朝也无一例外地规定“子告父、若取告不实，子当处绞刑，若取告属实，子亦受杖一百，徒三年之刑”。 “从清末变法至民国末期，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法制变革使长期形成的中华法系诸特征大多消失惟亲属容隐制度经改造被保留下来。从《大清新刑律》到民国刑法，先后保留了为庇护亲属而藏匿人犯湮来证据不罚、放纵或便利亲属脱逃减轻处罚、为亲属利益而伪证及诬告免刑、为亲属顶替自首或顶替受刑不罚、为亲属销赃匿赃得免罚、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对尊亲属不得提起自诉等规定。虽然这些规定与欧洲大陆法律多相吻合，但清末主持及参与修律者的主要动机仍是继承和发扬中国的容隐传统，然而更重要的是，受西方法律的影响，从《大清新刑律》开始，基本上取消了‘干名犯义’即子孙告父母有罪等以相隐为强制性法定义务或纲常义务的规定，基本上只剩下容隐权利的规定。‘亲亲相隐’从以义务为主要特征到以权利为主要特征的转变，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亦继受“亲亲相隐”这一法律原则且相隐的范围更大。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三等亲以内的姻亲。只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基于强调法的阶级性，奉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绝对化，才将两千多年的这一法律制度随着“六法”彻底废除而作为沉渣、流毒被抛弃。从而主导中国二千多年的人们为亲属利益而知犯不举、掩盖犯罪、通风报信、资助逃跑、藏匿窝赃、毁灭罪证可以不受刑法处刑的“亲亲相隐”制度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二）国外相关的立法例 　　“亲亲相隐”制度并不是中国古代所独有的。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就反对子告父罪，而在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要丧失继承权。源于罗马法而自成体系的大陆法系，国家坚定地移植了罗马法中亲亲相隐的精神，直至18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明确反对基于出卖、背叛的证词，他认为出卖、背叛是连犯罪者都厌恶的品质，不能以罪犯都鄙夷的行为来对付犯罪。在这一论著的影响之下，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下列人员作证时，可以不宣誓：（1）受审人的或者同案出庭的另一受审人的父母或其直系尊亲属；（2）儿女或其直系卑亲属；（3）兄弟姐妹；（4）与这些亲等关系相同的姻亲；（5）配偶（虽已离婚，也可不宣誓）；……”[4]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9条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收养关系、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没有义务作证。1974年《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159条第3款，1953年《韩国刑法典》第151条等均规定了婚姻关系的配偶，直系亲属之间有权拒绝作证。英美法系中虽然没有“容隐”之规定，但其证据法中都有“夫妻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