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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社会经济分析及历史论证 　　若从产业演进角度观察社会经济形态的嬗递轨迹，我们发现中国三千余年的文明发展史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古代农业社会、近世农商社会和现代工商社会。其间发生的两次转折，第一次是在两宋时期（其端倪则在唐宋之际的变革期即已经显现），我国古代农业社会开始跨入近世农商社会阶段；第二次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其端倪则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之后已经显现），近世农商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进。此后经过20世纪整整100年的寻觅和探索，到21世纪初，当代中国终于从总体上跨入现代工商社会。1史实表明，两宋时期率先进入农商社会门槛的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本文即以宋代为考察重点。 　　显而易见，农商社会是处在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文明之间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此前的农业社会无疑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上的，其主要景观是农舍炊烟，男耕女织，一派田园风光，秦汉隋唐时期即是如此。农商社会的发展前景是现代工商社会，其主要景观是城市崛起，工厂林立，商店鳞次栉比，20世纪以来大抵如此。在这两种景观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农业基础丰厚、商业交易繁荣、市场容量扩大、市镇大批兴起、货币愈发重要的历史阶段，此即本文所称之农商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对自给自足经济的逐步瓦解；而这是在原先农村生产方式（即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的环境中产生的变化，于是此时的社会经济格局由单一农业结构变为农商并重结构。 　　研究表明，不仅宋代江南区域经济已经跨入农商社会，而且元、明、清三朝亦处在农商社会这个发展阶段。在这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商业经济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日渐扩大，其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甚至对政府财政的作用，已经到了不可或缺的程度。亦即此一时期，农业经济已无法像汉唐时期那样独力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顺畅运行，商业（含商品生产性质的手工制造业）已然成为国民经济系统中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宋元明清农商社会程度不同地具有如下五个特征（当然各个特征在发展程度和地域分布上存在差别）：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二是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三是早期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经济成长方式从传统的“广泛型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四是区域贸易、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展，市场容量增大，经济开放度提高，一些发达地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五是纸币、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带有近代色彩的新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有所成长。[1] 　　农商社会自身有一个慢慢成型和逐步扩展的过程。在其形成初期即宋元阶段，不免带有其前身即汉唐时期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诸多痕迹，成长中的商品经济地盘也难免稍显狭窄。到其中期即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至少在狭义江南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农商社会已俨然成型，并沿着长江和东南沿海向内地扩展（当然，内地还有不少地方仍处在自然经济之中，中国实在太大了）。晚清到民国时期，则进入到农商社会后期。此时农商社会之经济属性有所增强，地盘亦有所扩大。而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经过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用武力叩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挟其机器生产之威力从沿海逐步渗入内地，社会经济被迫发生调整并出现分化。少数都市（例如上海、宁波、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及其周围地区因机缘巧合走上工业化道路，迈进现代工商社会门槛；也有部分市镇及其周围地区或原地踏步或趋向衰落，仍处于农商社会之中；而内地农村则停滞不前，陷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之泥淖中苦苦挣扎。1 　　二、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农商社会运行机制的经济学阐释 　　毋庸讳言，两宋之前的汉唐社会亦有一些商业贸易和商业经济成分，但是其时商业部门对经济运行影响甚微，经济运行的支撑力量在农业，农业兴衰维系并决定着秦汉以来诸帝国之兴衰，所以维护农业顺畅运作是古代帝国的头等要务。但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行不再单纯基于农业生产，还依赖于商业运作。更为重要的是，其时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开始发生变化：不仅其生产效率因农业和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即专门化发展）而大幅提升，同时其交易效率亦因商贸活动频繁和市场容量扩大而有质的飞跃。此时可以看到，市场力量在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亦即市场容量的扩大与经济效率的提升之间发生良性互动，农商经济体于是呈现出内生增长态势。农商社会之运行机制可以阐释如下： 　　首先，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农商社会赖以出现的逻辑起点。农商社会中，农业仍然是基础性、支柱型产业，这不仅因为粮食、布帛等仍然是全部人口的衣食之源，更因为农业剩余率的提升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为手工业和商业释放出更多劳动力，为手工业提供原材料及为商业提供商品等；而且非农部门的成长反过来又为农业部门的商品化生产提供需求与动力。宋代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