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江新语对党报改进话语体系启示.docVIP

之江新语对党报改进话语体系启示 　　“话语”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某种特定的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活动，它既是一种表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毋庸讳言，不好的话语风格形成的不良文风，会直接损害党报“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的宣传成效也将大打折扣。党报党刊，理应不断努力改进话语体系，多用短、实、新的优良文风，多用亲民的群众语言，不装腔作势，不僵化地讲空话和套话，力求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才能在感情、思维和风格上更加贴近读者。《之江新语》一书的作者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该书是将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上所写的专栏文章集结而成。2007年5月，应读者要求，浙江日报社在再三征求习近平的意见后予以出版。习近平《之江新语》篇幅不长却意味深长，文章多在300字左右，朴实无华，都能让人一口气读完，并且充满真知灼见，颇值得咀嚼和回味。当前，随着社会发展，新闻媒体需要不断更新话语体系，以与时俱进的思想和语言，不落潮流地走近读者、服务群众。党报作为党的喉舌，不妨从《之江新语》中汲取改进话语体系的营养。 　　党报话语体系改进，向“亲民语言”转变 　　长期以来，党报话语体系或多或少存有诟病。如政治概念术语过多，板着脸讲话，动辄“指出”、“强调”、“要求”、“坚决”等，居高临下，拒人于千里之外，饱含官本位的机关做派。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观点认为党报既然是给领导看的，就应该“严肃认真”。这显然是认识的误区，文件语气符合文件本身特性，并不代表也适合媒体传播。参照语言学对话语的界定：“在某个语境中运用语言系统表达思想感情或主观意图的口语或文本”，可以理解为，新闻媒体应遵循媒体自身话语传播属性和规律，形成一套区别于其他载体的叙事框架和识别符号，为受众所直接感受认知，然后产生社会影响。 　　传播不是灌输，当受众从一些党报的“文件体”新闻中感觉到“压力”，甚至与之格格不入时，媒体的传播价值将大打折扣，更奢谈影响力。所以，对一张报纸来说，什么样的语言最吸引人？厘清此点，至关重要。值得提出，“机关语言”理应向“亲民语言”转变，拥有通俗平实的话语体系无疑是留住读者的重要元素。 　　通览《之江新语》，给人的整体感受是“亲切”。如《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中，“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因为他们的支部书记生病了，一天之内村民自发筹集了数万元手术费为他治病，村民们说‘就是讨饭也要救他’。当地就有一些干部不由地发出了‘假如我病倒了，会有多少村民来救我’这样的感慨！郑九万所做的一切都体现在了村民的回报上，是老百姓心中那杆秤称出了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分量。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深刻揭示了‘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的丰富内涵……”[1]全都是实实在在的话，字字落地有声，句句铿锵有力，既“亲民”，也“亲官”，对党员干部有如师者的谆谆教诲，细细叮咛嘱托，这样的语气，各种阶层的读者都愿意看、看得懂，也愿意听，而且听得进。 　　党报说话应从中得到启迪，媒体可不可亲、可不可信，话语起着基础性作用。党报应摆脱掉例行公事般的文件复制，力避“机关”口气，把领导机关的意图通过动听的话语转换“翻译”给受众，在细致关切的描述中增进亲和力。正如《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所说：“独到的言论不在于声嘶力竭，而在于好好说话，和观众平起平坐，而不是高高在上。” 　　“好好说话”，事关党报的“传话筒”当得是否合格。话语形态反映出来的文风能折射的是党风、政风，关系党的形象。曾有杂志发文批评一些报刊被其所属的党政官员当作自己的“说话自留地”，上面官话、套话、废话疯长。文中引用中央高层曾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的看法：“你想告诉大家的，已经反复说了许多遍;大家想知道的，你一句也没说。”[2]所以，多站在受众角度考虑问题，尊重受众，切忌把他们当作靶标一味去灌输，一定要放下身段“好好说话”。 　　党报话语体系改进，向“群众语言”靠近 　　群众语言，顾名思义是人民群众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创造的语言，能集中群众智慧，贴近群众生活，反映群众心声，容易引起共鸣，便于指导实践。党报中有没有群众语言，可以检验出这张报纸是否接地气。 　　《之江新语》善于汲取、提炼群众语言，可谓一部融合群众感情的“百科全书”。在《打好“团结牌”》中，论述“一把手”应在团结上带好头，将“大拇指”与其他手指的关系做了引申，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握指成拳”来比喻团结;用群众语言“巴豆虽小坏肠胃，酒杯不深淹死人”来揭示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哲理，生动形象。以及“众人拾柴火焰高”、“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样的语句书中比比皆是。从中可见：一方面，习近平同志用生动的笔触、凝练的语言，阐述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为官之道和为官之德，字里行间都体现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想要用心服务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