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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问责模式下官场生态 　　2010年1月至11月，昆明问责630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5人、科级干部189人，给予停职检查42人，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辞退60人。昆明在领导干部中问责之广、之深，全国少见。 　　 　　自2008年昆明市大规模施行问责制度以来，三年时间，昆明市已有1518名干部被问责，其中，给予停职检查130余人，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辞退275余人。从最初被昆明官场认为是问责“风暴”的震动到如今的常态化，昆明在优化政务服务和提升政务公开水平上日趋成熟，已演变为一种循环的官场生态环境。 　　“近年来，生态学的概念被大量引用到官场中，而官场生态指的就是官员的生存状态，是党员领导干部与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和谐共处的状态。”昆明市委一名干部认为，从昆明市的一系列问责事件来看，昆明官场在度过一个短暂的惶恐期后，现在广大机关干部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已成为深化政务公开、推进政务服务的有力抓手。 　　 　　适应 　　 　　正是通过最近三年毫不放松的严厉问责制度，使昆明官场生态有了很大变化：办事效率高了、拖拉推诿扯皮的行为少了。而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适应是每位公务员的生存法则。 　　“其实，最开始看到很多干部被问责后，心里还是不安的，总觉得自己的工作要是做得不够好，说不定哪天就被问责了。”昆明安宁市一名科级干部谈到自己在问责制度下如何生存时，他认为，惟一要做的就是适应和习惯。 　　该干部说，前两年，当听到某某被问责时，很多人都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被问责的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警示自己在工作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可现在随着问责制度的透明化和常态化，他们对问责已有了清晰的认识：那就是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并努力做到不出差错。 　　该干部回忆，早在2005年4月时，昆明市监察局就制定了《昆明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试行）》，但由于当时的问责并没有真正实施下去，所以很多干部都认为这是雷声大雨点小，都没有放到心上。 　　昆明的问责真正引起官场震荡和人们关注是从2008年开始的。当年2月20日，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一名副局长在会上打瞌睡被当众点名批评。随后，该副局长辞去了职务，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局长作书面检查，并通过呈贡电视台向全县播出。 　　一场问责风暴随即展开。当年3月，昆明制定了《领导干部问责办法》后，一系列诸如《问责办法实施细则》、《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等法规随之出台，昆明问责走向了制度化和规范化，在2008年，昆明市问责了275名干部，其中县处级干部24人。 　　如此大面积的问责，除了那位“瞌睡官员”被很多人记住外，大部分被问责的人都成了过眼云烟。目前，在昆明市的各级部门，大部分公务员不会因某人被问责而想方设法去打探其幕后事了，对他们来说，工作做得不好就应该被问责，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问责带来的最大成果不是谁丢官了，而是通过问责，使每个人都知道了自己肩上的责任，知道要如何去把工作干好。”昆明市西山区一名公务员认为，在严厉的问责面前，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就必须适应。 　　云南省重庆商会副秘书长严桂华对昆明问责制度带来的影响很是感慨，他说，以前到昆明一些政府部门办事，常常会遇到拖拉现象，可一阵紧似一阵的“问责风暴”让各个部门都像机器一样转动了起来，现在很少遇到办事拖拉现象了。“目前，很多商会组织、企业也纷纷仿效昆明的问责制度，在内部建立了自己的问责制度，应该说，昆明的问责不仅使政府部门适应了这样的制度，也给其他社会管理创新创造了一个新的模式。” 　　 　　机遇 　　 　　适应、习惯。这只是昆明官场生态上的一个环节，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面积的选拔制度让该生态得到了平衡。 　　2008年1月31日，昆明市发布公告，面向全国公开选拔100名年龄在30周岁以下的优秀人才到县（市）区或开发区、市属相关部门担任助理（正科级）职务，并作为县级后备干部培养锻炼。公告一出，立即引来了10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报名，经过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统一考试、组织考察等程序后，100名年轻干部最终胜出。此后昆明的每次干部选拔，都备受关注。2009年6月8日，昆明市对公开选拔的60名干部挂职担任副县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任前公示，“年轻”成为此次公示最大的亮点，该批干部的年龄都在24至35岁之间，其中一半是“80后”；2010年8月27日，昆明再次发出人才选拔公告，向全国公开选拔乡镇（街道）党（工）委副职（副科级）领导干部134名，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下…… 　　据统计，在此之前，昆明40岁以下的县处级干部只有100余人，35岁以下的仅有12人，而且很多干部都不是全日制学历教育出身。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