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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性别与传播机制分析 　　摘 要:“剩女”一词的出现,传递出当下媒介文化对这一群体的负面价值认同。本文从“名词化”、“被动化”、“反转”、“错置”等角度,分析了媒介意识形态机制对“剩女”一词的制造,探讨了由此带来的“剩女”群体的现实困境,并针对此提出了应对策略。 　　关键词:剩女;名词化;被动化;反转;错置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0)08-0025-03 　　 　　从建构主义的理论出发,“剩女”一词的出现,不仅表明女性单身群体大量出现的事实,也传递出当下媒介文化中对这一群体的负面价值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呈现出一种相对集中的人口学特征:她们一般拥有较高的学历、较高的工资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她们单身的原因也非常多元;从自主性上看,并非都是被动单身,绝大多数是主动选择单身。这一群体之所以被冠以“剩女”的称谓,与当下日益严峻的出生性别比、婚恋价值错位的追求不无关系。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错位婚姻现象将凸显。因此,尽管这些社会问题的成因有诸多社会观念、价值误区、历史因素等的综合影响,但是“剩女”却成为了媒介集中呈现的唯一替罪羊。 　　 　　一、问题及其影响 　　 　　性别与传播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经过人们挑选、定义、诠释、并形成公共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才会形成社会问题。亦即,社会问题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行动者在公共领域内建构的结果。[1]从“单身女性”转变为“剩女”,正体现出社会现象被塑造成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 　　从性别与传播的机制分析这一建构过程,便可发现“剩女”一词的制造,体现出“名词化”、“被动化”、“反转”与“错置”等媒介意识形态运作机制。 　　所谓“名词化”(nominalization)策略,是将复杂的社会互动与社会建构过程化约为一种静止状态与抽象概念,其后果是复杂的过程和各种可能的原因被忽略,只凸显一种被再现为“既定事实”的刻板印象。而所谓“被动化”策略,是和名词化相类似的运作方式,都是使行动者(尤其是加害者)缺席,只呈现行动的作用结果或是行动的受词(被伤害的人)。 　　随着女性力量的崛起,女性自主意识越来越得到提升,对于传统的婚姻制度以及母职、妻职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传统的性别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还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忽略女性承担的社会压力、忽略女性对社会及家庭做出的贡献,与女性日益上升的自主意识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此外,“男强女弱”的婚恋模式也极大地限制了拥有较高学历、较高收入及较高社会地位的女性的择偶空间。由此可见,“剩女”群体的出现不是一夕形成的,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且是一个旷日弥久的过程。“剩女”们不是社会问题的制作者,而是社会现象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反转”(reversion)策略是指将一组互动关系中两方的结构关系对调,形成原先弱势者反转为强势者。[2]比如,在对“剩女”的诸多媒介呈现中,挑剔、性情古怪或者标新立异,成为剩女的普遍标签。将由于各种原因而不婚的女性视为病态的做法,是对女性的歧视。历史上,歇斯底里症、狂野恐惧症和神经性厌食被称为“女性气质失调”的三大常见病。如果女性与传统的性别气质出现差异,那么便被裁定为“失调”。这是一种以男权的、伤害女性经验和主体诉求为标准的评判指标。所以历来受到女性主义各流派的抨击。如今,“剩女”在品德、个性等方面的被归罪,无疑也体现出这样的认识论误区。 　　“错置”(displacement)策略是在论述层次的归罪过程中,将另一行动者置放于肇因者的位置,或是以抽象的代名词代表,使真正的肇因者得以隐形。错置策略在运作时,往往会把某个领域的现象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来讨论,并且将两个不同现象的优先性混淆。比如有报道称,一些农村女性,由于打工等原因流动进入城市,被认为是“进一步挤占了城市剩女的婚恋资源”[2]。这种观点产生的认同背景是,婚恋资源是有限的,且是不可再生的。但现实是,婚恋市场是一种不断变化、不断再生的动态资源,所谓的“资源挤占”并不构成决定性的诱因。而且,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思路,还会将另一个女性群体――流动人口中的女性群体――划入被归罪者的行列。 　　1978年,塔奇曼等编著的《壁炉与家庭:媒介中的妇女形象》的《前言:大众媒介对妇女的象征性歼灭》中,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一个是大众媒介以象征方式反映主流社会价值,为了商业利益,追求最大数量的受众;另一个是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妇女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也就是被责难、被琐碎化,甚至不被媒介呈现。以上几种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充分证明了“剩女”一词是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