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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社会工作本土实践反思以灾后重建为例 　　5.12汶川大地震爆发后，上海社工界在市民政局的有力推动和财政支持下，在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的组织与协调下，成立了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组成4支服务队入驻都江堰市四个板房区，在社区内运用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提供服务。在半年多的服务期间里，4支服务队开发了多项各具特色的项目，激发了当地居民、政府与媒体对社会工作的兴趣、好感和认同。作为这段轰轰烈烈过程的参与者，笔者经历了五味杂陈的心路历程，最终在对专业性社会工作的思考中冷静下来。笔者以为这更多的是以社会工作教育界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工作体系在本土情境下的实践探索过程，充满了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新信息。 　　 　　一、“专业性”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区分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王思斌教授在多篇文章中将目前大陆社会工作的状况分为“专业性”社会工作及“行政性”社会工作。“专业性”社会工作指高校社会工作专业重建以来形成的以高校教师及学生为主体，遵循国际社会工作理念、知识体系和服务方法的教育及实践体系；“行政性”社会工作指以民政系统为主的制度与服务输送系统，遵循朴素的人本理念，停留在努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层面，契合本土政治、经济状况。目前“专业性”社会工作主要局限于高校主导的教学与实践中，在上海出现了相关实务探索。但是，无论就全国还是上海，“行政性”社会工作依然占主体地位。 　　就国际经验来看，“专业性”社会工作的出现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是应对此过程中集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知识与服务体系。我国近年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贫困、移民、失业与青少年犯罪等日趋严重，现有的“行政性”社会工作体系应对乏力，这就为“专业性”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是，“专业性”社会工作的大规模发展依赖很多因素，特别需要政府首先能推动形成相对独立的公共服务领域，而这都需要时间与过程。2008年人事部与民政部联合推出的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制度，标志着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的启动，这无疑对大陆社会工作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但是，这不必然带来“行政性”社会工作向“专业性社会工作”的转变。在现行社会服务系统内，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制度安排，“行政性”社会工作都有其生存空间。不过，若“专业性”社会工作能逐渐显示其优于“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功能与效率，无疑将加快这个发展过程。目前的困局是，高校主导的“专业性”社会工作如何体现并向社会传达其“专业性”及贡献? 　　何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社会工作教育界对此有过讨论，大多是围绕格林伍德(Greenwood)提出的专业标准，从专业文化、理论体系、伦理守则、专业权威和社会认同来阐述。还有一些学者强调社会工作源于西方价值理论与文化，应注意其本土适应性。笔者认为，这类宏观、抽象和整体性的讨论虽然有益于对社会工作专业性的认识，但对推动社会工作实务则缺乏指导性。社会工作基本特征是实践性，其生命力在于回应当前的社会需求。在这个认识基础上，讨论其专业性才是最为急需的。 　　从回应社会问题的角度讨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不看到社会工作的“地方性”。如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工作体系与市场经济导向的美国社会工作体系存在很大的不同。实际上，目前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教育内部也存在不同取向，虽然没有被明确表达，但在社会政策研究领域较多关注欧洲模式，而在实务教学方面更多引进美国的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两个模式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欧式深受福利国家历史的影响，美式更有自由市场经济的印记。笔者在现阶段更强调美国模式在中国的借用。笔者认为，推动社会政策的改变是在推动大规模的制度化变革，需要对现实进行翔实、深入的研究与解释，更需要本土化的知识体系。加之中国政治经济的复杂性、地方间的巨大差异性，都会使统一的制度化安排呈现各种变异，难以达成最初的目标。相比之下，美式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在于崇尚个人主义、自下而上的制度建构、对个体的深入理解及多层面的援助，认为社会问题表现在个体身上，根本解决也基于个体成长。这种理解与追求会促使社会工作专业弱化对制度的依赖，走入个体生活，直面个人困苦，从而为中国内地社会问题的解决，或者更审慎地说，是缓解增加新的、在原有中国内地集体主义文化下所没有的视角。 　　美式社会工作的主体是临床社会工作，这可从美国社会工作者构成中得到确认：从事临床社会工作的人数最多。临床社会工作主要是针对个体、家庭和小群体的社会工作实务。从事这类实务的社会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一起努力，带动心理与人际层面的转变，寻求获得社会和经济资源。临床社会工作以心理学、社会学及生理学等理论为基础，尤其在人类行为与改变方面有专长。临床社会工作者处理所有类型的人类痛苦和苦难，其工作内容与性质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该层面上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基本上是需要接受硕士学历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