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问题默会解决及其意义.docVIP

斯诺问题默会解决及其意义 　　〔摘要〕当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文学科的相对式微加剧了科学与人文的裂痕，使得斯诺问题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这对我们整个人类文化而言是非常危险的。如何弥补这一裂痕也成为诸多学者建构理论的出发点，波兰尼的默会理论无疑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斯诺问题；默会理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 B0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３-0144-05 　　 　　当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科学语言的日益符号化、精确化、逻辑化，一切知识都可以移入电脑，成为可操作和运用的材料。知识的语言都化作电脑的语言，无法数学化、符号化的知识则逐步被淘汰。从而不易符号化、数学化的人文科学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一方面，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水平和效率，进一步确证了科学主导的地位；另一方面，这无疑又加剧了科学与人文的裂痕，使得“斯诺问题”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正如英籍匈牙利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所言，二十世纪的科学前提是在抛弃了唯物论和机械论的图景之后逐渐形成的，它孕育了二十世纪的伟大思想成就，并形成了客观主义的科学本质观、线性累积的科学发展观、学科体系的科学形态观、被动接受的科学习得观和科技万能的科学价值观。然而，这种科学观也面对着科学丧失对价值关怀的缺陷、面对着现代科学的种种危机无能为力。波兰尼力图以其创造的默会理论来重新审视我们的科学观，以此来重新关怀人的前途、价值、自由、尊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也为“斯诺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条全新的方案。 　　 　　一 　　 　　从西方文化发展趋势来看，科学与人文的离合关系成为其发展的线索之一。但是真正把二者的关系提到学术高度的还是英国剑桥基督学院的院士斯诺（C.P. Snow）。他于1959年在剑桥的一场关于《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演讲中指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对立，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存在着敌意和反感，互相蔑视甚至互相憎恨，在哲学上的表现之一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斯诺在另一篇文章《再看两种文化》中更明确指出：科学和人文的对立就是两种文化的对立。由于这两种文化的分裂，使20世纪的思想界，不能对过去作正确的了解，对现在作合理的判断，对未来作最好的回应与展望，以致使学术界逐渐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自此，“斯诺问题”便成为人们反思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出发点。 　　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历史考察中可以看到，在学术发展上，“斯诺问题”的产生有两条思想渊源： 　　其一，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哲学运动：脱离主义运动(注：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用脱离主义运动(secessionist movement) 这个术语来概括包括诠释学者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在内的强调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历史文化科学之异质性的思想倾向。)。这场运动很快就成为欧洲思想界的一种主导性的思潮。在德国，这个运动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和赫尔德；在意大利，它的根源甚至可以进一步追溯到维柯；在英国，柯林武德极力主张他所谓的史学必须从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脱离”出来，这一思想主张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脱离主义者(secessionists)的基本思想是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特别是史学） 之间的鸿沟，主张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必须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他们关于史学和自然科学分离的论据是：历史学家研究行动（action），而科学家则研究事件（event）；人类行动牵涉到责任，因此历史学家要作道德判断，而科学家则不作价值判断；历史学家必须重新体验其研究对象的行动，或内居于（dwelling）其中，而科学家则不必如此。这样，在“脱离主义”运动者眼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是断裂的。 　　其二是实证主义运动的推波助澜。20世纪以来兴起的实证主义运动企图建立一个完全通过精确且逻辑严密的表述构筑起来的知识体系。这样，抬高严密形式化科学知识的价值也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他们强调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1]科学知识一经发现、证实之后便永远也不会被推翻。与此相应，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线性累积、不断壮大的过程，是“通过归纳所得并经由观察证实的真命题及其集合的积累。”[2](62)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利用，致使科学与其他人类文化缺少沟通，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科学技术自身带来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所推行的是自然科学的“殖民化运动”。可见，实证主义者的科学观决定了人们对科学无比膜拜从而忽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作用，反映了物我两分的二元对立思想，造成“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