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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上) 　　作为历史范畴的儒学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生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历史上的儒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也有消极的成分。因此，辩证地研究儒学思想的历史演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早期儒家的“人学”思想 　　早期的儒学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冲破了旧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学在官府”的局面，私学兴起，社会上出现了一批“缙绅先生”。他们峨冠博带，号称“师儒”，熟悉古代的?书礼乐的古训和仪式，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不是“史”“卜”之类的文化官吏。从这些人中，儒家蜕化而出，其创始人便是春秋末年的大思想家孔子。他开私人办学的先河，并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重大课题，即人的价值的探讨。这是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首创功绩。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的八派，其中的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都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因此，早期儒家亦可称之为“人学”。 　　在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里，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仁”。“仁”是一个两重性的概念：一方面它被用来表达孔子对于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表现出政治上保守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又是孔子关于伦理道德，人的品格修养，人对真理追求的广泛论述的理论结晶，表明孔子提出了“人”的问题。他力求树立一个新的完善人格的标准。冲破血缘关系的“友”，在孔子关于“仁”的论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说过：“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认为与正直、信实、见闻多的人交友，是有益于“仁”的。曾子也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不仅如此，孔子在为学的范围内，他阐述了人的独立思考作用，力求把人从祖先神崇拜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他的名言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以“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之一。君子能兼容各种见解，但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处处盲目附和，不敢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基于此种广泛吸收而又独立思考的精神，孔子整理五经旧文，并依据旧有的鲁国史书修《春秋》。总之，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孔子从道德伦理、治学修养等方面论述了“人”的理性作用和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作用。 　　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推动了“人学”的发展。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他与告子的辩论中，阐述了这个基本论点：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是有道德观念的。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在这话的后面还有“教以人伦”四个字；“人伦”即人的道德观念。在孟子的儒学思想体系中，“仁”是道德观念的核心，“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的意思，就是“人”。“仁”与“人”相合，就是“道”。换言之，“道”即是“仁”与“人”的统一，自然本质的人与伦理观念相结合，使自然本质退居于次要地位，道德化的人性成为主导，这就是孟子理想的“仁”。任何人都不能超越他所面临的历史现实，孟子虽然从道德方面论述了人与人的关系，但当时的历史并没有准备好条件让杰出的哲人们去阐述人的社会存在，因而他只能把“仁”归结为一种心理状态，这就是他的著名命题：“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章句上》） 　　荀子在“人学”上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他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注意到人与社会礼乐制度的关系。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完善的人首先是在同自然界的分化过程中实现的。如说：“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这是历史上多么卓越的命题！荀子所谓的“至人”当然不是指本能的人，而是指自觉的人。从“明于天人之分”这一点来说，他已经发现了自觉的人。在他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要改变这种人性，使之去恶从善，就必须依靠社会制度的完善；其中的“礼”（各种制度规章的总称）是不可少的，但是“礼”必须要有“乐”的配合，因为“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乐论》）。不过社会上总有一些礼乐所不能教化之人。对于这种人，就必须以“刑罚”禁之。总之，荀子更多是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价值和“人”的完善。 　　二、汉代儒学的特色 　　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承秦制，更从上层建筑方面巩固和加强封建主义统治。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代儒学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董仲舒的儒学虽然吸取了孔孟关于人格完善的学说，但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在二者的结合点上，他选择了阴阳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