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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近代传承与特点 　　【摘 要】 文章回顾了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分析了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的特点，包括思潮盛行原因多是对社会现状不满；出发点都是救国自强；代表人物大多是知识分子；都是主张学习西方。论述了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及转变，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 经世致用；中国近代；历史特点 　　经世致用，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辞海》中的释义是：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因此经世致用可以理解为，关心国事，关注社会，用自身所学解决社会问题及矛盾，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标。“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表现出以爱国为起点与核心的伟大精神。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一思想充分显现并与时俱进，深刻影响着近代历史的发展。 　　一、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 　　经世致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提出的。从思想史来看，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在世时，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希望改变社会动荡的局面，从而达到他理想中的天下大同。由此可见，儒家思想自产生之初，便具有经世的传统，影响着后世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关注社会，甚至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但经世致用观念不一定是儒家思想所独有，有论者认为，西汉“独尊儒术”后，后世儒生以“通经致用”作为自身治学的目标及抱负，使其演变为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有积极的入世价值取向。[1]孔子之后，历代学者也积极倡导经世思想，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思想不断延续，而历代经世致用思想的盛行都有一个时代特征，即社会转型之际或内忧外患之时，知识分子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或提笔立书，或言语号召，使经世之风广行于志士之间。当盛世太平之时，经世致用思想便如春雨润物，教化读书人的情怀。 　　鸦片战争之后，经世致用又成为思想界的主导思想。龚自珍、陶澎等代表人物，以挽救天下为己任，倡导经世致用思想。人们议论时政，揭露黑暗，开创了研究社会与批判现实的新学风。如梁启超所言：“?f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2]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转型时期，经世致用思想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又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改变。 　　二、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的特点 　　在近代，无论是从“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翻译西方书籍，研究西方文化，到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康梁维新变法；还是从辛亥革命到“以俄为师”，经世致用的多种表现形式都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共同点： 　　第一，思潮盛行原因多是对社会现状不满。经世致用思想中，带有一定的对现实的批判或者对目前状态的不满，在鸦片战争以后，人们对现实表现出的不满远远比历史上任一时代的影响都要大。鸦片战争的惨败，冲击着社会知识界，民族危机加重，社会急剧动荡，经世思想家揭露出清王朝的黑暗，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政治上，他们声讨统治阶级的腐败，抨击官员在社会危机中粉饰太平，不关心时政；经济上，他们指出土地兼并使得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3]文化上，他们谴责科举制，认为八股文空洞无用，阻碍了人才培养。在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对人民压迫、掠夺，民族危机加剧，孙中山先生开辟了一条民主之路。由此可见，经世思潮在社会的盛行，都是仁人志士救世的良苦用心。 　　第二，出发点都是救国自强。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知识分子为救国自强，沿袭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企图寻找救国之路以实现大同理想。爱国主义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主导，例如，梁启超论康有为曾言“先生经世之起点于爱国”，[4]许守微的“国粹总不离乎爱国心”，[5]都充分体现出经世致用思想的出发点是爱国，在每个代表人物的主张中都贯穿着爱国主义。 　　第三，代表人物大多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6]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社会担当。经世致用思想的主体，必是有所学的知识分子。不同于鸦片战争之前以科举功名为目的的封建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新抱负、新价值、新认知的具有近代特点的新知识分子，这也是近代经世致用与传统封建经世主体的区别。面对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勇于批判现实，救亡图存，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第四，都是主张学习西方。学习西方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与传统经世之学的最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