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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文本意识下冲突法研究进路 　　摘 要: 冲突法的研究大致围绕“为何适用外国法”及“如何适用外国法”两大主题展开，其中，理解“为何”是我们思考“如何”的前提。而现今世界所呈现的是各种问题与各种知识之间的互动结构。这一事实已然使我们不得不以一种“综合文本”的意识来解读“为何适用外国法”。在综合文本的意识下，借由缘起于中国传统的“天下”理念，我们应基于“无外”的原则在“和而不同”的框架下形成适用外国法的精神自觉。 　　关键词: 综合文本； 冲突法研究； “天下”理念； “无外”原则； 和而不同 　　 中图分类号： DF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2-0067-07 　　 　　伴随着“交叉学科”及“边缘学科”的兴起，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与渗透正成为一种学术“时尚”，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催生一批新的学科，更在于其对传统的学科制知识生产方式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综合文本（syntext）正是我国学者（如赵汀阳先生）为应对这一挑战而提出的方法论原则，其目的在于促成不同知识体系间互惠的改写（reciprocal rewriting）,“从而达到：第一，使各种参与互动的知识体系发生某些结构性的变化和问题的改变。第二，合作地产生新的知识和创造新的问题”[1]4。笔者试图通过综合文本对冲突法研究进路的介入校验其有效性，尝试为冲突法研究方式的拓展提供一条可资参考的或然路径。 　　 一、 “综合文本”――冲突法研究的 　　或然路径 依据通说，自巴托鲁斯（Bartolus）提出“法则区别说”起，冲突法已经历经七百年之发展。时间是抽象无形的，人对于抽象无形的事物只能揣测而无法完全掌握，因此，冲突法的七百年必须透过一定的有形载体为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历史是时间的造型，使时间以某种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对冲突法七百年的感知和理解便凝结为所谓的“冲突法发达史”。就此意义而言，借由“冲突法发达史”来感知和理解冲突法是必要的。前人为今人留下了蔚为丰富的冲突法史料，这才使得我们透过历史研究冲突法成为可能。 　　 但仅仅解决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还远未切中要害，面对纷繁浩杂的史料，我们如何去利用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古人对于历史的兴趣在于追忆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其叙写历史的手法就当然反映为“忠实”地记载那些“值得记载”的“伟大故事”。这样的旨趣本无所谓对错，保存对过往的回忆是人之常情，而所谓的大事件更加能经得起时间长河的洗刷从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可是，如此的历史叙写方式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今人而言是不够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制度结构剧烈变迁的社会，其迫切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历史的知识”，而更需要“关于历史的知识”。对于这一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今人社会与前人社会相较，“如何理解历史”这一问题本身并没有变，但所需要的答案却变了。这样的总结似乎有些悖论，其实不然。时间是永恒的（至少是需要我们以“永恒的方式”去理解），那么，关于时间的问题也应该是永恒的。而历史是时间的造型，于是“如何理解历史”就在逻辑上等价于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因此，“如何理解历史”便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需要我们以“永恒的方式”去对待的问题。同样因为历史是时间的造型，人们便是“历史地”生活着，而且，既为造型，必有不同的型可造。倘若历史始终呈现为如一的型态，便失去了反映时间的能力。所以，生活在不同造型下的人们对所关注的那些需要以永恒的方式去对待的问题的解读和回答必然因为“造型”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人们可以选择的，或者说，人们只能选择“需要”而不能选择“不需要”）而有所不同。 　　 如果上述理解可以成立,那么具体到“冲突法发达史”这个问题，我们思考的重心就应当落实到如何解读和处理这些史料上。冲突法的学术魅力吸引了大批伟大的法学家投身其中，这些法学家凭其卓越的才智为冲突法贡献了丰富的学说资源。但是，面对先贤留给我们的丰厚的冲突法学术遗产，如果仅仅停留在“铭记”的地步，充其量只是增进（甚至只是巩固）了我们的“冲突法的历史知识”，而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关于冲突法的历史的知识”的增进。欲形成这种增进，就要求我们在方法论上有所改进，现今世界所呈现的是各种问题与各种知识之间的互动结构这种互动可以是互相促进，也可能是互相消解，甚至是复合性质的互动。。这一事实已然使我们不得不以一种“综合文本”的意识来解读冲突法的历史。在“综合文本”的思想框架和分析模式下，不同的知识体系的引入将使冲突法历史被置于更为广阔的视域中，也将使我们由一个被动的“史实言说者”化为主动的“历史改写者”。当然，这里“改写”的并不是冲突法的史实，史实只能被“发现”而无法被“改写”，我们所“改写”的是关于这些史实的问题，并通过对问题的“改写”而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进而改变问题的答案。“事实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