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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本体问题探寻的价值取向 　　内容提要 在本体论的构建中，中国哲学着眼于世界存在的整体性，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万物存在的基本依据。作为形而上的存在，本体表现为可能性的整体，具体事物则只具有特定的、有限的可能性。本体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是功能上的包含关系。西方哲学本体论则强调世界存在的统一性，中西哲学在本体论构建方面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中国哲学 本体问题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5-0046-05 　　 　　 本体问题的思考起源于人类对世界万物存在的基本依据的探寻。但是，只有当超越了具体存在物的层面，将思想的目光投向形而上的世界，这种探寻才可能达到本体论的高度。粗略的说，中国哲学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形成本体论这一专门的哲学门类，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哲学没有触及本体问题，更不意味着这种探寻缺乏本体论的高度。相反，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哲学对本体问题探寻的历史和西方哲学一样长远，并且完全达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只不过，相对西方哲学而言，这种探寻活动具有自己的特点，体现出特有的价值取向。 　　 　　一 　　 　　本体论的首要问题就是对形而上性“存在”的哲学界定。在中国哲学中，对此问题的讨论在《老子》、《易传》等早期经典文献中已明确出现。《易传?系辞上》说，“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道器成为明确区分两个不同层次“存在”的成对范畴。在此之前，《老子》已提出了这一对范畴。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二程、王夫之、戴震等哲学家曾对道器关系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论述。在朱熹看来，用于分判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理气关系，就是道器关系的具体表现。可见，在中国哲学中，这对范畴是区分两个不同层次“存在”的基本表述。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首先体现在对它们进行把握的认识活动处于不同的层面。具体的说，器为有，道为无，对于有无，需要由不同的方式加以把握。在这里，无并非指虚无，而是指无形。王弼认为，道“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王弼《老子微指略例》。 是无形无状的，不可由感官经验把握。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更进一步体现在它们得以规定的方式不同。器即具体事物可由其所属的类加以规定和表述，每类事物可由更大的类乃至世界总体加以规定，但是，对道不能以这种方式加以规定。《老子》第三十二章说，“道常无名”。具体事物都有名，都可言说。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 为什么道无名？因为道为至大，所谓至大无外，任何事物都被它所包含，但它却不被任何对象所包含，只可能自我包含，自我规定。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到，道不是感官经验的对象，只能是思想的对象，道不能由其它对象加以规定，只能自我规定，中国哲学以道器来分判形而上下，已达到由逻辑概念与现实存在的区分来划定本体与现象的思维高度。需要指出的是，道在逻辑属性上与西方哲学作为基本本体范畴的存在有所不同。作为逻辑概念性的存在，存在作为本体也是自我规定的。但是其自我规定的要点是自我同一，其本质是逻辑概念与其自身的同一，体现着逻辑同一律，归属于形式逻辑。道的自我规定的要点是自我包含，其本质是模态逻辑中可能世界总体的完备性，应归属于模态逻辑。 　　 从形式上看，本体与现象具有不同的存在属性，从内容上看，二者又是关联的。中国哲学以体用、本末等范畴对来表述这种关联性。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即无也；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即有也。故以无言之，存乎道体；以有言之，存乎器用。”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本，第2页。 可见，体即道、无，用即器、有。在孔颖达之前，王弼等哲学家已经用体用来表述道器关系。此外，隋唐时期，体用范畴在佛教、道教理论中也得到普遍的使用，成为沟通三教理论的一个有力工具。参阅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34页。 在阳明心学等中国哲学主体本题论的建构中，体用也是表述本体与现象关系的基本范畴。参阅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54页。 　　对以道器、体用等范畴表述的本体与现象的关联性，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把握本体与现象关联性的着眼点在于对象的功能属性。所谓体用，用即功能、作用。道无为而无不为。道虽无形，但却能流布四时，化育万物。通过万物的生灭动静，道体得以显现。本心无形，但却能统率性情。通过喜、怒、哀、乐、爱、恶、欲，本心得以呈现。以具体物而言，也存在体用关系。朱熹比方说，“假如耳便是体，听便是用；目是体，见是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 扇子本身是体，摇之有风能纳凉，这便是用。参阅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53页。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