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同人报刊先声早期留日学生办报实践.docVIP

中国近现代同人报刊的先声早期留日学生的办报实践 　　摘要：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办报实践作为中国近现代同人报刊的先声，由于身处异国的特殊的办报环境以及留日学生这样特殊的群体，呈现出不同于当时商业报刊和党派报刊独特的风貌：独立意识的萌芽，“新”国民的办报宗旨，地方化的办报视野以及刊物“同人性”所带来的独有开放性、批判性、独立性。并以此为开端，同人刊物成为具有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参与“内界之竞争”的最便捷也是最重要的方式。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同人刊物；早期留日学生；办报实践 　　中图分类号：G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1-0150-06 　　在中国近现代公共空间的建构中，知识分子刊物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胡适在1923年给友人的信中就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知识分子借由着自己创立的公共空间影响了社会的进程，改变了时代。特别是“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了商业报刊、机关报刊、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现代同人刊物在逐步取代社团会刊后曾一度成为出版界的主流，它的公共影响使得其成为了近现代期刊史上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现象。这样的一种局面可以说是中国公共空间所特有的现象，它独有的文化价值、政治功能等公共性是商业报刊、党派报刊不可比拟的，对于形构中国式的公共空间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早期留日学生报刊作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同人报刊的先声，更是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近代留日学生，作为最早走向海外一批知识分子，虽身在异国，可心在魏阙。已是有着独立意识萌芽的他们初期的“新国民”的办报实践带有启蒙的意味。特别是戊戌政变后，日本已成为流亡者和革命者集散地，他们的报刊所带来的要冲破旧网罗、打破旧世界的新气象，给留日学生以极大的冲击。其实实藤惠秀先生在其著作《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提到，亡命客（革命的失败者）流亡到日本，在某一意义上，也可视为留日学生。这些亡命客中包括当时的革命骨干：孙中山先生、康有为、梁启超、黄兴、章炳麟等。留日学生与革命家的思想的互动与结盟，使得他们的办报实践后期趋向革命化，成为撼动中国封建政治格局的有力武器。但由于留日学生的办报是以同乡会为根基，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这种狭隘的划疆划块的地方化使得他们启蒙影响局限于狭小的地域，现代传媒明显带有传统中国“乡土本色”的封闭性，局限了其公共影响力。但同时，由于共同只求“输入文明增益民智”理想和不求营利的办报宗旨，早期留日学生报刊奠定了我们近现代知识分子同人报刊的独有的“独立”姿态。 　　一、独立知识群体的兴起与“国民启蒙” 　　留学潮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主动寻求现代化的开始。特别是留日潮，从19世纪末开始已成为一种主流化的新选择，当时的“学子相互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20世纪初的留日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并很快于1905-1906年达到最高峰，有8千人左右。在弹丸之地日本聚集如此多的中国学子，这无疑已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群体。而且这个群体已和以前第一批幼童留美、公派留欧的群体不一样，他们心智更为成熟，较少官方意识的侵扰。梁启超在1902-1903年旅日期间，就敏锐地感觉到当时大多数中国留日学生和维新时期的“士人”有很大的不同，他称这些留学生为“无科第、无官阶”的“少年新进”，有时更称为“年少躁进之士”。李伯元在科举初废、留日热潮达到高峰期连载的小说《文明小史》中描述几个留学生在赴日船中的心态和认识，颇有代表意味。他们干了上海带来的白兰地酒，快意地说：“我们从今脱了羁束。”“我只可怜好些同学，在我国学堂里面，受那总办教习的气也够了，做起文课来，一句公理话也不敢说。什么叫做官办学堂？须要知道，触犯了忌讳，小则没分数，大则开除，这是言论不得自由。学习西文、算学，更是为难，一天顶一天，总要不脱空才好，譬如告了一天假，就赶不上别人，不足五十分，又要开除，这是学业不得自由。还有学生或是要演说，或是要结个会，又有人来禁阻他，这是一切举动不得自由。种种不得自由之处，一时也说不尽，亏他们能忍耐得住。”“结会等事，乃是合群的基础，……为什么我们中国这般怕人家结会演说？”“这是专制国的不二法门。”这批“少年新进”渴望自由的心态已隐然有要独立的人格意识，而“合群”“专制国”的观念，乃有公共的意识启蒙。 　　这批到了异族他乡的与本国旧世界有对抗感的群体，被外人轻视的疏离感特别容易感受“国”的概念，特别是一些屈辱性的对待，民族观念、爱国之心可以说是总体性的爆发。1903年的东京留学生拒俄学生军就是这个爆发集中体现。当俄国拒绝从东北退兵的消息传到东京，500余名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集会，声讨沙俄侵华罪行。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