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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工业的起源基于制度的视角 　　摘要：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中，中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道路，即农村工业化道路。显然，单纯关注小农经济和剩余劳动力等宏观因素的研究路径是不够的，而仅仅满足于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也不足以充分理解这一事实。准确地把握这一现象还必须深入到社队工业发生的制度背景。这里，最重要的几项制度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的集体分配制度、社队企业的自主经营制度以及各级政府对社队企业的支持。 　　关键词：农村工业；社队企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 　　作者简介：李风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 100072） 　　中国的工业化显著有别于世界各国的特点之一就是农村工业化。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敏锐地指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工业化。这一看法固然是基于中国研究的结论，但同样可以应用于存在着众多小农的国家，比如印度、一战前的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等。凡是小农规模庞大而不能很快吸收到城市工业中去的国家，都会存在着这种基本结构的类似性。但现实是，除中国外没有哪个国家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工业化。因为农村工业相对于城市工业具有天然的物流、电力供应、融资、技术与管理知识等多方面的劣势，这意味着农村发展工业几乎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各国的农村工业只能起一种补充与点缀的作用，无法构成一国工业中的重要力量。相反，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却取得史上波澜壮阔的世界性成就。1979年，中国农村工业总产值424.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2%①，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之后，中国农村工业继续高歌凯进，至20世纪末，超过当时国有工业的总产值，占据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2000年，国家工业增加值占工农业增加值的75.3%，其中城市工业占54.3%，乡镇工业占45.7%。②农村工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并被公认为是中国崛起的一种基本力量。 　　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何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已有的文献往往从小农经济、剩余劳动力等宏观因素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农村工业的发生。③外国研究者则侧重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具体历史事件对农村工业的影响。④这些因素无疑构成中国农村工业发生与发展的基本背景。但要看到，有了这些基本背景，并不意味着农村工业必将得以大规模发生。基本背景还需要通过一些中介性的变量才能引致具体的事实。否则，印度、东南亚等同样是小农经济的国家也能够实现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因此，中层性的制度就成为我们理解农村工业发展的入口。在城乡对立、工农业差别、小农作业方式等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令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在于制度。具体来说，它主要指几个方面的因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的集体分配制度、社队企业的自主经营制度以及各级政府对社队企业的支持。⑤ 　　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费孝通认为，农村工业革命的前提是土地革命。因为“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他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⑥。如果说革命后的土地改革让农民得以喘息从而出现发展农村工业的可能，土地集体化后则更为农村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种基础性的制度。 　　具体来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构成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村工业发展确立一个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这一点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比较来看。纵向来看，中国几千年来出现的治乱循环，其制度背景就是土地私有制的兼并。土地集体所有制彻底断绝这种可能。横向来看，新兴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初都出现了农民起义的问题。⑦解放前的中国是如此，而二战后拉美、非洲和南亚的小农都出现过农民起义问题，一些国家今天仍然并未断绝。可见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土地私有制中的小农构成了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不稳定因素。而中国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农民提供集体保障，从而为中国的工业化――也包括农村的工业化――奠定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环境。 　　第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了极其低廉的用地成本，从而降低了农村工业的投资门槛。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实质是消灭了土地市场，表面上来看，这可能会产生资源配置低效。但在人地比例极端不平衡的情况下，消灭土地市场也意味着消灭了土地价格的泡沫，这让集体企业在使用土地的时候，几乎是零成本的。这种零用地成本是任何其他类型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无法做到的。因为国有企业征用农村土地多少都需要考虑补偿农民问题，而公社与大队在自己的土地上兴办企业，几乎不存在这方面的考虑。这种零用地成本在各种各样的创业故事上屡见不鲜。比如许多社队企业在创办之初往往只需几千元，甚至更少的钱就能办起来。今天的知名企业――美的集团，其前身就是23人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