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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摘要]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当前已经走到一个关键性阶段，应当对改革中面临的基本问题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以理清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首先，关于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以往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已经走到了极限，未来应转向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道路。其次，关于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社会保护的重要性。如果过分关注对少年的保护而忽视对社会的保护，在少年犯罪率高涨时，很可能导致严罚主义的刑事政策转向和制度建构，未来应当均衡考虑少年保护和社会保护的需要。最后，关于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刑罚个别化与刑罚规范化的协调。少年司法制度本身要求的刑罚的个别化，与当前司法改革所要求的量刑规范化之间存在冲突，应当根据少年犯罪的不同情形，有效缓解该冲突，以追求刑罚的公正性和刑罚的合目的性的统一。 　　[关键词]少年司法；改革路径；社会保护；量刑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4）03-0053-05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步，至今已接近而立之年，在这个近三十年的变革中，少年审判机构已经从最初的少年合议庭逐渐演化为专门的少年审判庭，乃至综合性的少年审判庭，社会调查制度、圆桌审判、庭后的回访、社区矫正以及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等，也从学说上的探讨逐步化为制度的实践，即使对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变革再不满意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变革已经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但不能否认的是，当前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是对已经创立的少年制度进行巩固、落实，还是高歌猛进，向学者高呼已久的“确立少年法院”的方向上前行，这注定是一个让人关注却不易给出定论的问题。站在这个变革的关口，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应当对变革中出现的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为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而非流于对问题浮浅的表态，基于这种思路，本文将从一种前瞻性的角度对未来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的关键难题进行考察，而对这些难题的探讨和解决，可以说攸关中国未来少年司法制度变革的成败。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当前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主要是以处理少年犯罪为中心设计的，本文的探讨也围绕这种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展开。 　　一、改革的路径选择 　　未来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路径的选择问题，即选择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还是选择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1.以往的改革：自下而上的发展 　　在我国以往的少年司法制度变革当中，基层法院无疑扮演了改革先行者的角色，无论是少年案件的审判组织上的变革还是少年司法具体制度上的创举，大多发轫于基层法院的努力。以审判组织的变革为例，专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少年合议庭和独立的少年庭都是由上海长宁区法院先后于1984年、1988年创立，随后推及全国，被称为长宁模式；而把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经济案件均纳入受案范围的综合性少年法庭，则是由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于1991年创立，尔后风靡全国，被称为天宁模式。至于少年司法的具体制度，如少年刑事审判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圆桌审判制度、庭后回访制度、暂缓判决制度、社区服务令制度，更是相关地方法院在处理少年犯罪的实践中，参考理论上的相关见解创设的，特别是其中的暂缓判决、社区服务令，明显带有改革试水的性质。 　　而最高法院对于基层法院在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上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和支持，但不能否认的是其并没有一个完备的制度改革方案，并从上而下整齐划一地推进，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少年司法改革中大体上扮演了两个角色：成功经验的推广者和敏感变革的监督者。成功经验的推广者，比较容易理解，最高法院从1988年到2006年召开了五次全国性的少年审判工作会议，致力于将上海、江苏等地较为成功的少年司法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地，中国的少年司法机构之所以得到蓬勃发展，和最高法院的这种努力推介可谓息息相关。最高法院容易被人忽视的反而是其承担的对敏感变革的监控者角色，该角色在过去的改革中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于少年法庭受案范围的规制。自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突破了少年法庭纯刑事性的特点，把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经济案件均纳入了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后，其他一些地方法院也纷纷效仿。到1994年底，全国已设立少年综合庭249个，这也引起了实务界和理论界的担忧，担心少年庭受案范围的扩大，会不会冲淡少年法庭的特色，造成法院内部审判秩序的混乱，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最高法院的警觉，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将少年法庭的范围严格限制为少年刑事案件。第二，对于暂缓判决、社区服务令的叫停。暂缓判决、社区服务令对于教育、保护犯罪少年，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