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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2003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布《关于发展我国电影产业的若干意见》，“产业化”这个概念开始公然和高频次地被运用到有关中国电影的各种表述当中，中国电影实践的方向也得以确立和明晰。8年来，中国电影乘改革东风，通过对产业规律的认真摸索和有的放矢的行政管理，实现了全行业的跨越式发展。不仅体现为国产电影产量和质量的明显提升，也包括国产电影票房的大幅度提高，中国电影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也存在着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何实现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是需要全体电影人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更是我们电影管理工作者不容推卸的艰巨使命。 　　中国电影要攀登精神的高度 　　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的巨大进步有目共睹，但真正能够赢得口碑、获得好评、全面满足市场需要和观众文化需求的精品力作并不多，诸如“文化关怀薄弱、价值呈现缺失、审美境界狭小”等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大片”在这些年的遭遇可以很好地佐证这个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大片形成了一个普遍事实，并发展为一个重要景观，堪当横扫全球电影市场的有力武器。要守护本土市场，同时也为有机会参与全球竞争，缔造中国式大片，我们别无退路。然而，发轫于《英雄》的中国式大片，包括《十面埋伏》、《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投名状》、《集结号》、《让子弹飞》，等等，尽管创造了新型的文本样式，对激活本土市场居功至伟，但批评、诟病、恶搞乃至谩骂一直相伴而行。这喻示着一个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我们必须发展壮大中国式大片；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着中国式大片所遭遇到的一种“深度围观”。所谓“深度围观”，具体说就是大家都在用冷漠的、讥笑的眼光来看待大片，鲜见正面的、积极的评价。某些中国式大片之所以不能满足观众的心灵需求，让人们在享受到视听盛宴和视觉奇观的同时获得精神的满足，根本原因还在于大片在不断自我膨胀的过程中，不经意问丢掉了经典电影所必须继承和弘扬的一些经验。这不禁促使我们做出如下思考：我们在充分吸收世界上的高科技手段、高科技成果的时候，是否忽略了本土电影中一些正当的价值?我们在创造一个新的电影格局的时候，是否也忽视了观众审美情绪和审美思维中某些固定不变的人文精神?无疑，这些都对中国式大片乃至中国电影创作提出了非常深刻的疑问，同时，也给我们构成了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思考。 　　因此，中国电影必须在精神高度上找回迷失的自己。换言之，就是要攀登精神高度。正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读图时代，一切重要的文化内容、一切公共事务都在被重新定义和改写。电视也好，影像也好，往往都披着娱乐的外衣，如此一来，公共事务和文化内容都成为文化娱乐的附属品，人类的活动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时期。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电影界的警醒。娱乐是把双刃剑，如果在我们创造娱乐、寻求娱乐的过程中，不能凸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甚至还要去消解这些价值和意义的存在，那么，电影艺术也就简化为一个纯粹的娱乐化的光与影的游戏了。一旦意义和价值得不到凸显，文化景观和文化判断被推到景深之外的时候，中国电影必然难以逃脱一个新的信任危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阿甘正传》、《撞车》等那些富含娱乐性的美国大片中，还是可以常常见到一些正面的价值元素，在整个电影中起着一种平衡性和规约性的作用。正是这些具有精神价值和深度思考的电影，为铺天盖地的大片时代铺设了一个稳固的价值轨道。在中国自己的电影传统乃至更深广的文化传统中，也不乏可资大片借鉴的精神资源。胡适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点弊病，我以为可以和电影一一对应。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提出的“三个推翻”，略作翻译，也可以用于中国电影：推翻雕琢的、奢华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励诚的现实文学；推翻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九十多年前我们的文化先驱发出的声音，对应于当下的电影创作，依然有着振聋发聩之效。当然，更直接的资源来自我们的电影传统。在20世纪早期的那些经典影片，比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影片中，其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扎根现实、直面苦难以及拷问历史的精神追求与审美旨趣，难道是我们今天能够轻易丢掉的吗? 　　中国电影要抵达观众情感的深处 　　电影是在黑暗中放映的，大家坐在一个黑暗的空间中，集体面对着同一个方向。在这种充满仪式感的审美活动中，观众到底在期待什么呢?我以为，无非是在期待银幕上发出的光亮，以及光亮之中绽放出的生命光芒。这种光芒实际上能够和每个观众内心产生一种作用。借用一个生物学上概念，我将它称之为“光合作用”。中国电影要想发生这种被观众所期待的“光合作用”，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成为一种有温度的电影、有情感的电影。这种